时下中国，人人都在热议变革开放40年！
作为新中国同龄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原本也是要写篇文章来记念这伟大40年的。
然而，当看见清华系友吴晓波的一篇文章后，我决定不再写了！
因为，我以为，这是我看到迄今为止写得最精彩、也是议论最得当的一篇文章。
文章以详尽的数字告诉我们：
40年到底发生了哪些？
这一切为何会发生？
为什么恰恰在中国发生？
吴晓波，1968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诗人，"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院士，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
今天，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开放40年——1978到2018。
1 激荡四十年
197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全占球1.8%，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十分贫穷和微不足道的国家。
2018年，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14.8%。
1978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个国家排在倒数第七位。
2018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9281美元，这个数字代表中国是一个如假包换的中等收入国家。
再来看恩格尔系数：
1978年，老百姓赚100元钱有60元钱是用来买乳品。
2018年，中国老百姓每月39%的收入用于订购乳品，61%用于订购提升美好生活的商品。
1978年，中国高楼没有超过200米。
2018年，全世界10幢最高的大厦中有8幢在中国。
1978年，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全都是国营企业且在世界五百强中微不足道。
2017年，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数目早已达到了115家，其中有超过25家是民营企业。
1978年，全中国人民一样穷。中产阶级在1978年是一个要被嘲笑的名词。
2018年，中国中产阶级数目从0降低到2.3亿人口。除日本以外，比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都要多。
目前，全世界70%奢侈品被中国年轻人消费掉的，而且这种消费者的平均年龄是39岁。
美国订购奢侈品消费者的年纪要比中国老15岁，而日本网民平均年龄比中国大5岁。在这个意义来谈，中国要比德国年青10岁。
1978年，中国一年的车辆产销是10万辆。
2017年，中国的车辆产销量达到2940万辆。如今中国是全世界第一大车辆产销国。汽车成为了好多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
同时，所有和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关的基础生产资料，中国都是最大的消耗国。
2 水大鱼大？
为了年终秀，我专门翻了TIME（《时代周刊》）。
40年前，邓率领中国甩掉了阶级斗争，被TIME定义为当初的年代人物。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国年轻人拿着可乐站在长城上，封面标题是《中国的新面孔》。
1984年，中国开始了城市体制改革，中国的马路上出现了好多的广告牌、出现可口可乐、中国城市的院墙开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民营企业……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国的明天十分危险》为封面标题，孩子吹泡泡为配图的刊物。
但是，仅仅4年以后，TIME刊发了一篇文章《中国赢了》的文章——因为美国总统要访问中国，为了拿我们2000亿美金的订单，不得不迎合我们一下。
通过这一本西方刊物，我们都会发现，中国的变化并非三天发生。如果静态来观察，我们发觉所有的变化都十分陌生。
中国“这只船”这么大，但每晚都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发四十周年来，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怎么解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未能作答。
20多岁的费正清（历史学家、汉学家）博士结业后来到了中国，他在1940年代中期写了《美国与中国》这本书。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次把中俄对照上去的一本书。
当时费正清觉得，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现代化运动。这场现代化运动最基本的特点是中国决定舍弃自己所有的传统和制度，并将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语言作为一个对应体。他觉得中国所有的改革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后做出的反应。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冲击反应模式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化的共识。
1990年代初，在费正清逝世之前，他写了《中国简史》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说“对不起，我错了。”
在经过50年的阅历和观察后，费正清觉得，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不是一个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自身内在的基因改革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公路具有自身的内在性和动力源。但很可惜，他写完这本书6个月后就过世了。中国的动力源是哪些？内在动力和需求是哪些？他没来得及的解释，那时中国还不像昨天这样发展的让人焦虑。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罗纳德·科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逝世前的最后四年写了《变革中国》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有三个推论：
一、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之后人类历史上最为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二、中国的经济总额在未来十几年内超过英国是一个大几率风波；
三、中国经济的发展未能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变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
布热津斯基（美国知名地缘战略理论家）曾经对中国讲过一句话：
“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识有一半是难以理解的，另外一半我理解了，但对不住，我理解错了。”这是一个日本最杰出的战略脑子对中国的见解。
这些聪明的脑部对中国的发展都有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认知。
在过去四十年里，起码五次西方学者们觉得中国就要垮了。但直至明天的年终秀，中国经济还是没有垮。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独特性是哪些？我们到底做对了哪些？
我问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我说我在写一本关于2008年到2018年中国六年的经济史，如果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六年的话会是那个词？周老师说是“水大鱼大”。
上个礼拜周其仁在讲演中提了一个有趣的通感——今天中国弄成了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水大鱼大”。
水是指经济环境、制度环境；鱼是企业。
他问，如果说“水”不好、中国的经济很差、中国不适宜办企业，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强如何来的？如果说“水”很好，那么为何这么“鱼”非正常挂掉呢？今天好多的企业家在变革开放40年里在这个国家赚了好多的钱，但她们移民了。2016年，美国的投资移民签了800个人，很多是俺们中国人。他们为何要移民？他们为何觉得中国不安全呢？这个恐惧是从何而至？这个问题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个问号。
3 中国经济的四个动力
到底发生了哪些？这也是我在刚才过去的一年里，写《激荡六年，水大鱼大》不断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在书里讲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四个动力，今天用来也跟你们做一个分享。
第一，制度创新。这四十年改革，是无数多的产业制度、宏观制度不断被创新，不断被重新设计的结果。制度改革，一定是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源。
但是为何那么多“鱼”会非正常死亡？有一句十分愚蠢的话，“所有的变革都是从违规开始的”。
1990年代中期，我到广州去做督查，替中央写调查报告。当地有一个叫陈定模（创业家&i黑马注：1984年任鳌江镇委书记）的人，在广州螯江圈了一块地宣布说：我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户城。然后他拿了一张图纸，到广州四处借给你们，我借给你卧室，你花5万元可以圈一块地，随你造楼。然后楼造完，前面一条马路，这边归你修，对面归人家修。我去督查时，他早已做了5年。
我离开时，陈定模请我抽烟，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晓得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变革都是从违规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看到这句话十分惊艳，后来我把这句话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看，你会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优惠变革，税收制度变革，社会保障制度变革，金融企业变革，哪一项变革不是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第二，容忍非均衡。如果岁月回到70年代中期，你会发现，这个国家似乎也其乐融融的，每天敲锣打鼓，每天喊口子，每天饿腹部，每个人都一样穷。1978年以后发生了哪些？每个人的心都显得很焦躁。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学院，有的人到北方开始盗卖盒带。一个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国家彻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精典的话叫哪些？让一部分人先富上去。这就是开始容忍一种非均衡的发生。
但是你会问，1978年以来是哪一部分人先富上去的？是这些情商最高的，学历最高的人？不是。因为当初这一波人在政府里，在部队里，在院校里，在国有企业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没有离开。
谁先富上去的？是这些不认字的，犯了案底的，农民，“投机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结果，不是最优秀的先上去了，而是这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你会发觉，过去的四十年中国变革开放发展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哪些家庭，没有关系；跟你情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跟它有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上去，你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开始把平均主义的大平台彻底踢翻，国家提下来“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然后我们对国企进行了“超国民待遇”。与此同时，我们这个国家有了好多的区，叫特区、开发区、实验区、自贸区、自由港。这就是一些容许被先富上去的地区和区域。在那些区域中的人和企业，就获得了优先发展机会。
第三，巨国效应。这个词是我跟管清友聊下来的。他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哪些？是因为我们在座诸位耳朵比欧美人更聪明？我们是比她们更刻苦，但更重要的是哪些？我们处在一个特别大的国家。
我写《激荡三十年》时，曾经用过一个事例，1978年年底，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柯达胶片全球总裁看《人民日报》之后，就飞到台湾，他在新加坡眺望岸边就心潮澎湃，自己总算找到一个要发大财的地方，那个地方有10亿人口，每一个人买一个胶片的话，就是10亿负片。买两个就是20亿负片。
我们这四十年的发展跟巨国效应有巨大关系。在1978年的时侯，这个国家只有不到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将近60%。在1990年的时侯，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级，今天有2.3亿。
今天中国有两家互联网公司，一个叫阿里，一个叫腾讯，（2017年）交替成为欧洲估值最高的公司。马云和马化腾的情商比硅谷、伦敦、巴黎、东京同时代的60后、70后更聪明？好象也不是。随着互联网人口降低，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个到两个欧洲估值最高的公司，无非他可能叫马云、叫李云、叫张云。但是一定会出现这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互联网人口。
第四，技术破壁。任何一个国家不断进步迭代（都借助）两种能力。第一种是制度改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就是制度是可逆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可逆，叫做技术。今天中国好多产业转型，金融产业转型，通讯产业转型，媒体产业转型，是制度改革所形成的吗？不是，所有车牌依然牢牢的抓在（相关部门）手里。但是，技术促使好多车牌弄成了一张废纸。所以，技术“破壁”是一种新的不逆动力。
回过头来看，这四十年来，中国发展是一轮接一轮浪潮的结果，在1980年代，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是（基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随着欧美国家劳动力人口（成本）的提升，能源价钱的下降，白领人口的降低，没有人乐意做鞋厂，怎么办？好，把大量的鞋厂腾挪到亚洲地区。恰恰这个时侯，中国打开了国门。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开始增强，制造业开始出现饱和，这个时侯出现了互联网。互联网经济，中国赶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同时赶上了互联网革命的头班车。从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互联网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波，它改变了人和消费的关系，人和商品的关系，人和服务的关系，人和金融的关系。从今年开始，它又改变了人和资本的关系。
在全球制造业产能背景，中国又出现了供需崛起和供需错配。我们所关注的商业模式，都跟这部份有关。同时，瞻望未来，我们看见了好多技术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而这种革命又跟中国的资本和内需的下降，发生了重大应和。
所有那些变化，好象老天爷在帮你。所以，如果讲一句开玩笑话，1978年以来，如果有个“上帝”的话，他可能是我们“中国人”。我们真的十分特别的辛运，生活在一个商业好的时代。
所以，我们经历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我记得十年前在写《激荡三十年》的时侯，曾写过这句话：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侯锐不可当，万物大肆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凝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宽广。
这就是我们刚才经历的四十年。
4 需要致敬的四类人
这四十年中，我们须要向一些人致敬。向什么人致敬？
第一个须要致敬的人——农民工。
今天有一个词叫鄙视链，一个阶级一个阶级的痛恨，农民工可能处在鄙视链的最底端。但是假如你要让我致敬的话，我第一个致敬的是农民工——2.3亿的农民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侯，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我们的粮食问题，但是她们要步入到城市的时侯，发觉这个国家有很多制度（限制她们），然后她们退回去，洗脚上岸办了中国乡镇企业，然后中国城市化之后，他们又以“不真实”的身分步入到城市上面，付出她们的劳动。今天她们一直是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
年底了，千万不要拖欠她们的薪资。
今年年初，我曾到北京去视察一座大厦，632米的上海中心。上海中心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山东的农民工，砖泥水匠，参与建造这座上海中心。建完的时侯，他老家的妻子来找他，问他这三年在广州干哪些？那个姑娘说，我今天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她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
站在马路旁边看着600多米的大厦，那个姑娘对他女朋友说，这个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这个楼，里面的东西没有我买得起的，可是没关系，在这栋楼最高的地方，我刻了你的名子。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甜蜜故事，对吧？他就是一个大忽悠。总经理跟我讲，上海中心的顶层，刻了8000人的名子，就是这种农民工的名子。所以，第一个须要致敬的是付出了她们的血汗，得到了特别不公平待遇的那些人。
第二个须要致敬的人——企业家。
他们站在鄙视链最低端。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这个270度环屏上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存在的。
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一个私营企业，今天多少？2000万。今天中国是一个拥有2000万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改变了这个国家。
很多人认为，这一波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黑色的。这是一群热爱金钱的人，但是当企业做到一定地步的时侯，企业家所赚的每一分钱虽然跟自己日常消费早已没有关系。你在相当的意义上承当着社会责任，你解决了几十个、几千个、几万个、几十万个人的就业，这些就业者的背后就是几十万的家庭。（他们）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一个一个产业，改变了一个一个城市的面貌。
这些人的出现，以及容忍这种人出现的制度环境，是我们第二个须要致敬的。
第三个须要致敬的人——地方党员。
这一部分人，在明天虽然挺沮丧的，甚至好多文章说，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人民崛起的结果。在人民崛起的过程中，他们须要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这些被革命和被变革的就是我们的地方党员。一开始我也是如此想的，但是明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地方党员同样是须要我们致敬的。
有一个词称作“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这个词是张五常（创业家&i黑马注：中国澳门经济学家）在他的《中国经济制度》书中提下来的。去过欧美国家的人会发觉，只要有知名度的人去，当地的校长、州长都还能接待你，花半个小时聊一聊。中国的市长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却忙得跟狗一样。
然后所有的部长、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市长、市长都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净利润，他们背着GDP，有财政收入。
所以张五常说，中国每一个地方的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作公司来经营。这就是所谓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大家听到这个很瘦的老头叫谢高华（创业家&i黑马注：1982年4月至1984年12月任温州县委书记），我最后一次见他是15年前，在他的杭州老家，他以前在广东中部的一个县——义乌，当过县委书记市长。今天的温州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你在中国地图上看，说要找一个地方，它就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你肯定不会想到温州，那个地方交通不好，旁边也没哪些产业基础，它就是金华中部一个非常小的城区。为什么温州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没有哪些道理！
1980年代初，就是这个老头，在全中国所有的县上面第一个容许老百姓在马路边摆摊卖东西。然后下雪、下雪，摆摊的老百姓很可怜，怎么办？搭棚子。这个棚搭完之后，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就是这一些人决定性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面貌。他们手上有比欧美国家部长、州长大得多的权利，但同时她们须要比那些欧美的校长和州长承当更大责任。
对谢高华来讲，允许农户在马路边摆摊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违规的，他是须要拎着乌纱去干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要致敬那些拿着自己的前途去赌变革的地方党员。
第四个须要致敬的人——创业者。
今天中国每晚有多少个企业成立？一万个。中国每晚有一万个企业创业。今年诞生了360万家新注册企业。但是很遗憾，他们中的95%会在18个月里烂掉。中国是一个年轻人创业特别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创业失败率特别高的国家。
常常有人说，那么多人创业，那么多倒掉，消耗了那么多资源，这很不道德。但是我问她们，你看见那些创业者中，有什么人是因为创业自尽的？每年中国有很多人自尽，有由于失恋自尽的，有由于忧郁自尽的，有由于欠款自尽的，有由于创业而自尽的吗？没有。这些人都是拿着自己的生命，拿着自己的时间，在创业的过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
这一部分人，我们须要致敬。
5 一切仍未命名
2018是中国变革开放的四十周年，我记得二十多年前自己学院结业，进入到工作岗位时，很多朋友比我大十来岁，他们是谁呢？他们是1978年变革开放之后第一批中考的毕业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一波人。
今年，我常常会接到电话说，晓波你来瞧瞧我吧，我要退职了。我当初认识的好多老大哥，在这三年都要退职了。这一波人经历了整个变革开放的过程。然后再过三年、十年，又有一代人会退职，80后、90后、00后会不断的崛起。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见每位人都在思索一个问题：我跟这个时代有哪些关系？我有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没有辜负我？
在《激荡六年，水大鱼大》这本书中我写了这句话：这个时代从不辜负人，它只是历练我们，磨炼每一个企图改变自己命运的平凡人。
有人哀叹青春散场，历史早已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了。但是更多的人开始哼唱世界这么之新，一切仍未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