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关系茧房化和重归部落化，情感和立场优于事实的后真相时代将至。后真相促使舆论场出现新转向：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辩”转变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从“两个舆论场”到“多元圈子区隔并存”，从“广场式的众声喧哗”到“客厅式的窃窃私语”，从“技术-公权力两方混战”到“多元力量苦恼交锋”，网民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偏见共同体”，行为从“围观-较真”模式到“应激-遗忘”模式、舆情整治从“寻求达成意见共识”到“意见压制与竞争失序”，后真相时代须要对社会整治的范式进行转变，构建后共识和后秩序。
近年来，随着新型技术平台的层出不穷，社会舆情生态呈现出多元、多变的态势，尤其以微信群、朋友圈为代表的社群传播崛起后，人类社会重归部落化，改变了往年“原子化”的个体存在，社会底层关系的构建进一步改变了民众获取信息和认识世界的基本构架，舆论场话语空间出现了明显变化。
一、后真相时代与社会传播格局构建
后真相（Post-truth）是《牛津词典》选中的2016年度词汇，社会关系“茧房化”使得社会传播圈子化，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立场。后真相促使传统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抵可以用“四化”来总结：一是信息碎片化，多元主体生产的信息过度竞争，信息传播以秒来估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熵越来越多——轻脉络、重细节、难以溯源来源；二是去中心化，“后真相”的提出符合了主流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演化趋势，传统观点觉得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独立闭合体系，只能有惟一、准确且权威的定义，而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文本、表征和符号都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对任何事物哪怕是“真相”所做的诠释都可以有无限多样的可能性，在具体的实践中，全球化并未朝向整合方向发展；三是部落化，后真相时代民众为追求情感共鸣必然须要“抱团烤火”，人类在网路空间重新数字部落化；四是偶像化，“谁说的”比“说哪些”更重要，用“谁说的”来决定是否相信，有“我支持的人所说的就是真的”心态。
可以说，社群是后真相时代的硬件，信息的圈子化传播导致了立场先行的后真相时代将至；情感是后真相时代的软件，情感促使网民抛弃对事实真相的追讨，转为情感发泄和寻求归属感，而这两个要素恰恰是舆情演化的新趋于。舆情早已从往年单纯的信息流动的事实传播1.0时代，转变为以情感传导和关系嵌套的复合传播2.0时代。某种意义上说，后真相时代就是舆情2.0传播的底色和历史座标，舆情研究范式也从往年的双向度的信息维度转化为“信息-情感-关系-行为”的多元维度。
二、舆情2.0：后真相时代舆论场的话语空间新转向
根据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舆论场作为社会元图式的一个子场域，必然遭到大的媒介、政治和文化环境等元图式的影响，后真相时代促使舆论场在话语空间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向，进入了舆情2.0时代。
（一）舆情本体：从“个体对事实的争辩”转为“群氓为情感的困斗”
真相时代，民众参与公共风波的讨论尚且追求的是事实真相，通过围观-倒逼产生话语权利压制来获得真相，但在后真相时代，事实真相经过“七嘴八舌”无数次地再诠释甚至是故意扭曲与篡改，其本身不再是事实真相的核心，而是让坐落情感、观点与立场。从大的元图式来说，“后真相”其实是社会分化和社会恐惧下的产物，每当出现医患、师生和警民矛盾等风波时，社交媒体上很多人虽然不完全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她们的日常生活体验“迁移”于此，把之前的体会“代入”，进行简单的情绪发泄，从对事实的争辩转变为情感的困斗。
（二）场域结构：从“两个舆论场”到“网络社群巴尔干化”
长期以来，“两个舆论场”一直是官方与学界解释当下舆论场结构的重要概念，即一个是以大众媒体主导的“官方舆论场”，一个是互联网中的“草根舆论场”，这种提法既承认了舆论场的对立分化又为观察舆论场提供了简单有效的视角。但随着社交网路时代将至，不同的网民开始基于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和趣缘等产生独立的圈子，以往铁板一块的草根舆论场进一步圈子化，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民们更乐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寻求精神抚慰，获取归属感。换言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EchoChamber）效应和过滤气泡（FilterBubble）效应致使一个个圈子的“内壁加厚”，圈子和圈子沟通与对话的难度在逐渐加强——圈子内部的人埋怨其他圈子的人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圈子，希望与其他圈子相处，但又以固有的偏见注视着外部世界，如日渐刻板印象化的医患关系、师生关系和警民关系等。以往“两个舆论场”非此即彼的结构格局被一个个分散到不同社交网路平台的多元“圈子”所代替，这些圈子类似于打地鼠游戏中的一个个“地洞”，表面是开着口，期待与其他圈子沟通但实际上却是隔著厚厚的“内壁”，进而激化了社会群体的撕裂，分裂成有特定利益的不同子群，即网络社群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愈发显著。
另外，圈子内部的抒发并非是理智平等的对话，由于圈子是基于熟人网路的转移，把线下的社会资本带入线上的虚拟圈子中，很容易产生与线下熟人网路一样的话语权利结构。另外，圈子内部也存在话语权的角逐，为了能在圈子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很多成员表现非常自私。正如《乌合之众》中所叙述的，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非常自私的，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话语抒发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晰，爱憎分明的人更容易在圈子内部得到拥护，产生虚妄的成就感，激发其他成员抒发愈发乖戾的观点，最终产生了只诉诸情感不诉诸理智、抱团对抗的“不加思索”行为模式。
（三）话语抒发机制：从“广场式的众声喧哗”到“客厅式的窃窃私语”
微博时代话语抒发更像是在大的广场上你们一起叽叽喳喳各抒己见，这中间可能会存在小圈子，但所有人的声音假如想去听的话都可以看到。随着社群传播时代将至，本应在网路公共领域举办的正常讨论，越来越转向隐匿化、完全封闭的小圈子，更像躲在自家的卧室里“窃窃私语”。由于圈子内成员尚且拥有相像的价值观，致使她们每晚得到的信息大多经过了“立场过滤”，与之相左的信息渐渐平息，“意见茧房”形成。这种抒发机制是符合人类最初始的群体组织的。社会学中有精典的150定理，由日本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Dunbar）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该定理是按照猿猴的智力与社交网络推论出人类智力容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是150人。会客厅式的话语抒发促使圈子内部的归属感更为强烈，因为熟人网路情感支持的正效应，具有情绪放大和制造虚拟社会环境从而产生虚拟社会认同的作用，很容易产生意见一致的“意见气候”，因此作为数字部落的成员，很容易促使人们丧失彼此辩论的机会和勇气。在圈子内部制造的“数字泡沫”中，就很容易情绪化，甚至极端化，形成群体极化现象，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利的。
（四）权力主体：从“技术-公权力两方混战”到“多元力量苦恼交锋”
近年来互联网寡头格局产生，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三家技术新贵开始介入话语抒发平台，越来越具有“超国家”的能力。资本对舆论生态的干扰最典型的彰显是2016年赵薇执意在其编剧的影片中与“台独”艺人戴立忍合作导致网民愤怒，之后资本的力量强压舆论。很多热点舆论背后常常是“带血的10万+”。如杨改兰风波中在朋友圈刷屏的“盛世鼠辈”，就是一个财经公众号“格隆”为营销而进行的炒作。
2017年，境外敌对势力从幕后到前台，在国外公共热点风波中移花接木炮制虚假新闻和网络谣言，混淆视听，扰乱舆论生态。近年来，境外台独势力大力开发网路虚拟机器人，进行机器手动发贴，编造大量政治谣言试图由境外向境内倒灌，这些恶行搅乱了本已错综复杂的国外舆论生态。这意味着，社会舆论生态的权利主体早已由1.0时代的技术-政治两元力量向2.0时代的技术-政治-资本-境外势力多方角逐的战场。
（五）网民主体：从“想象的共同体”到“偏见共同体”与“行动共同体”
“想象的共同体”由本尼迪克特安德尔森提出，他觉得彩印资本主义是民族主义建构的关键，是汇聚民族“想象共同体”的必要技术手段。在舆情1.0时代，一旦发生了社会公共风波，民众在平台上各抒己见，最终改善线下社会公共整治，尤其是以孙志刚案为标志，网民开始作为独立的话语抒发主体登上社会舆论场，“天下网民是一家”、网民是弱势部族成为这一时期“想象的共同体”。
后真相时代，“立场”已赤裸裸地压制“事实”，虽然在历史上不乏一时被“立场”所迷惑的时期，但过去人们还是会承认“事实”比“立场”更加神圣，如今一些谎言、谣言之所以还能“披着真相的外衣”在新媒体上大行其道，绝不是由于谎言早已被指鹿为马为“事实”，而是由于人们觉得虚假信息中蕴涵的“立场”比“事实”更加重要。在大众媒体祛魅的时代，谎言和“事实”此起彼伏，人们在无法判定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常常是相信自己的觉得，跟着感觉走，之后一旦出现了与自己直觉偏颇的证据，人们都会倾向于选择性忽略，不以达成意见共识为目的，只是追求情绪发泄。拥有共同偏见的人聚合在一起，“想象的共同体”被窄化了，形成一个个“偏见的共同体”，如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件中，民众下意识地将对大夫群体存在的偏见进行了集中放大。
偏见的共同体在虚拟认同的剌激下又转化为行动的共同体，如李小璐借宿风波中，PGOne的粉丝自发筹款订购热搜词，抹黑贬低其偶像的紫光阁刊物公号；北京昌平起火后，一些人组织上去为相关人员提供住宿和工作机会等等，这些都从偏见的共同体转化为行动的共同体。
（六）网民行为模式：从“围观-较真”模式到“应激-遗忘”模式
在真相时代，一旦发生舆情风波，民众会自发地在网路上进行围观，“围观改变中国”，在网民的注视之下，社会风波得以解决。这是一种“围观-较真”行为模式，如持续两年之久的正龙拍虎风波，最终以周正龙被抓、官方致歉为结局。
后真相时代，情感太多，事实早已不够用了。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壁垒愈发坚实，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水塘，都像是自己水塘边的乌龟，信息理解变短变浅，偏见与偏见的人对决，只是情绪的冲撞。人们只能以一种特殊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立即反应，然后遗忘。面对舆情风波的发生，一个个的小圈子成员开始探出耳朵来关注，这是一种下意识的看热闹行为，是一种应激机制，但只诉诸情感宣泄不关注事实真相，不加思索地与当事人同悲同喜，情感付出廉价，但不再像曾经这么较真，只是“逢场作戏”地关注自己圈子内部的“小确幸”（小而确定的幸福）。这也才能解释为何近些年来舆情风波反倒让人觉得少了，其实客观上并没有少，只是人们是用一种全新的“应激-遗忘”行为模式来对待那些风波罢了。
（七）舆情整治：从“寻求达成意见共识”到“意见压制与竞争失序”
后真相时代，由于关键意见领袖（KeyOpinionLeader，KOL）的谢幕、转场而被消弱，以往官方-意见领袖-民众的二级意见流动模式转变为官-民直面模式，缺少意见领袖的缓冲，在公共危机事件面前官民直接面对，再加上刻板隔阂效应，很容易引起舆情波动。公权力部门想不明白：以往“屡试不爽”的舆情应对方法如何失灵了——发了情况通报、解释了真相为何还是没有人相信？这是因为民众从寥寥几句的情况通报中看不出自己想要抒发或则被抚慰的情感，事实真相在公权力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相互拉扯下早已支离破碎，公权力机关须要民众“静出来不要打人”，而民众认为自己的立场与情感没人关注，事实真相早已不重要了，“解惑”不如“解气”来得更真实。
个别部门领导其实在乎网络舆情，但在实际运作中对舆情报告的写作要求“定制化生产”——在立场预设的前提下为其提供舆情报告，构建了不实的意见环境，再加上某些政府部门也没哪些经验来进行社会对话，疏解情绪郁积，后真相时代的舆情处理不再是以达成各方意见共识为目的，而是以达成一元意见为目的；处理舆情风波也不再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消除负面信息成为下意识的行为。这也是为何网民感觉到烂尾新闻有始无终，意见竞争以简单的意见压制而告终，事件处理以多输为结局。无论是雷洋风波的删帖处理还是北京红黄蓝风波中的“硬盘甩锅”，这些风波并没有足以促使各方意见达成共识，只是通过简单的优势意见压制而告终，意见竞争呈现失序状态。
三、从后真相到后共识和后秩序：网络社会整治范式的新转向
后真相时代“事实”的惟一解释性被消解，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事实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对“事实”的解释权还给了每位人。另外，后真相的确带来了非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非理性都是不好的，在俄罗斯维奇看来，“是幻觉引发的激情和愚顽，激励着人类走上了文明之路。在这方面，人类的理智反而没有多大益处，它既不能带来音乐，也不能带来美术”。勒庞也觉得，民众的非理性才是历史前进的深层成因，“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一直是各类爱情，就像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那些东西”。但问题是后真相时代我们应当怎样将猖獗的情感发泄进行有效引导，发挥非理性的最大价值，实现社会新型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后真相的是后共识。后共识并非是对事实真相本体的共识，而是对说真相者和真相抒发形式的共识，要实现后共识必须构建舆情1.0时代的社会整治范式，构建后真相时代的舆情整治“后秩序”。
（一）思维范式转变：用“意见博弈的正和思维”来取代“零和斗争思维”
“后真相”带来了社会分化、焦虑和撕裂，但并不是必然会发生，即使发生，其烈度也可以以缓和的方式出现，处理的方法不能硬拼，更不能劈头盖脸地双向度严打他人，偏执化地维护自己。后真相时代柔性思维更为重要，因为情感相比事实就是柔性的。舆情管理不能总想着剥夺他人发言的权力而令自己的声音更大来压制反对声音，这是一种零和斗争思维，最终常常导致多输的结局。2017年底之所以舆情热点风波不断，主要的诱因一是上半年的舆情势能被压制，二是公权力强力介入公共话语讨论。代替零和思维的是正和思维，该思维觉得博弈中的双方利益都将降低，至少一方利益降低、另一方利益不受损害。由此出发，就会把怎么推动意见共识和对话置于首位，会通过合作（甚至妥协）来博弈。正和思维虽然也是一种增量思维，在通过正和思维创造增量的同时，要注意增量分配适度向相对弱势的意见群体倾斜，以矫治当前社群意见过分分散的状态。正和思维有利于正向对冲情绪发泄猖獗的现实，增加社会意见竞争的柔性。同时要不断对当前舆情整治思维和方向进行反省，不走极端，以此寻求意见的和合之道和情绪发泄的引导之法。
（二）治理路径选择：破除社群的“回声室”、“意见气泡”负效应，建构重叠共识
社交网路时代，社会的组成单元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网民个体，而是一个个抱团的社群，舆情整治客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往针对个体产生的舆情应对模式从根本上丧失了效力。只要是圈子都会存在回声室效应——信息被圈子壁垒不停地重复回调，以至于无论该信息是否是真的，圈子内的每一个人都最终会相信，并且圈子外部的任何信息，都很难在这个圈子中传播或则不会抵达圈子中——“回声室”使得圈子内部形成“意见泡沫”，不同圈子之间又各说各话，“信者愈信”，(很容易出现观点极化和同质化。要改变这些极端现象，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打破回声室，让圈子里的人听到更大的世界，“让装睡的人无法睡得好”，让数字部落里松动的人渐渐走出去，主要路径是将各个圈子的共识进行显性化，进而重叠共识；二是汇聚各数字部落，解除“部落”中的身分桎梏及“偶像必将是对的”等偶像化误会，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对话平台，放大优势意见，寻找最大公约数，建构最大共识。
（三）话语空间解构：警惕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合谋”
圈子是后真相的底层框架，情感是后真相的纽带，这恰恰与网路民粹主义异曲同工。莫斯科维奇觉得：“人类这些东西不能承受太多的真相。群体所能承受的就更少。一旦人们被集聚在一起，并融为一个群体，他们就丧失了各自的鉴别力……他们理解的惟一语言是那个绕开理智，直接向灵魂述说的语言，这种语言所描述的现实比实际的情况既不更好，也不更坏。”在他看来，人们在民粹主义的运动中，不仅丧失了鉴别力，而且失去了理智。情感逻辑是驱使网民行动的逻辑，很容易让从众的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或义愤填膺，从而丧失判断力，在狂热的围观之下以粗俗正义之名集体作恶。因此，必须须要提防后真相与民粹主义的“合谋”。
“随着平民意识的觉醒，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裂纹的加强，平民大众不再将自身的权力诉求于精英与议员，并开始迈向政治前台”。*民众的崛起早已成为现代性社会的重要政治现象。因此，必须将极权抒发与精英话语之间的冲突限定在现有政治秩序的轨道之内宣泄与消弭，这才是未来舆情整治要义所在。
（四）底层技术支撑：技术的“锅”技术来背，互联网具有耗散结构属性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技术的发展是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是在平衡-不平衡-再平衡的状态下演化的，具有耗散结构特点。以往的技术都是在人类原有操作系统上的一个个“应用”，好比APP之于苹果系统，而互联网改变的是社会结构底层的人际关系，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不是简单地嵌入而是构建和彻底低格原有的社会系统。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新技术也具有自平衡属性，有研究者对技术持一种消极心态，认为算法技术让资本和技术“合谋”，通过“贪嗔痴”的推送模式帮着人们做决定，人人都成为被投喂的Feed怪兽。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新技术带来了“后真相”，后真相带来的一切问题也可以由技术本身来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
当前舆情研究还多逗留在1.0时代，即只考虑信息的流动，而忽视背后的“情绪”和“关系”，舆情发生后好比泼出去的水，往何处流具有随机性，但背后不变的是社会情绪和传播关系网。上帝在打开社交网路技术这扇门的同时也打开了大数据、情感估算和机器学习等技术之门，2018年初火起来的区块链技术、数字对象体系构架（DigitalObjectArchitecture，DOA）技术等，都有助于从底层彻底解决目前舆情研究失灵的问题，将虚拟社群在底层技术框架下留下的“蛛丝马迹”进行机器学习研判，在此基础上辅以情感估算等模型，可以准确地研判社会情绪迈向和痛点，改变舆情研究重信息轻情绪、重描述轻研判的现况。
结语：从“威权精英”到“庸众社会”
后真相时代，全球信息传播平面化、圈子化带来了对于风波真相认识的形式、方法的重大转变。如果说20世纪是威权政治时代，那么21世纪则是庸众社会。庸众是个中性词，即平民社会，一定程度上特朗普的连任就是庸众社会产生的标志，以希拉里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精英因忽视了“庸众”而最终尝到了苦头。网络公共领域是现代性社会的重要表征，它不是单纯的“意见束”，不是各类意见的简单重合，而是在传统社会中嵌入一个全新的公共领域，各种意见在其中不是压制而是对话与沟通，达到正和有序竞争的状态。只有这样能够真正实现社会有序运行，否则只要“庸众”的利益一旦遭到损害，网络空间的意见波澜总会此起彼伏。
（本文摘自李彪：《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整治范式新转向》，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勿必参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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