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传统版权法是构建在复制权基础之上的，一部技术发展史也是版权人所享有的复制权不断扩张的历史，数字网路技术则将这些扩张推向极致，而与之相随的控制社会公众获得作品的后果又使得人们思索舍弃传统的复制版权模式，以构建适应数字网路环境须要的新型版权制度。在数字网路环境下应以获得作品权代替复制权，而在模拟世界传统复制版权仍然才能有效运行，如何协调现实和网路世界的版权保护是版权法不能回避的问题。
传统版权法是构建在复制权基础之上的，“在版权保护的历史上，复制权即作者自己复制和授权别人复制其作品的权力仍然是版权人所享有的'核心'权利。”[1]肇始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数字网路技术给版权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但仍然无法改变这些“复制权中心论”，人们深信，“在网路环境下，复制权一直是版权人行使权力的基础。”[2]而事实上，从模拟技术到数字技术，复制的技术特征和经济属性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版权法基于模拟环境设计出的一整套复制规则在数字网路环境下能够继续有效运行？甚而至于，在网路环境下，复制权是否仍然构成版权法的基础？应该说，都不无疑惑。本文试在国内外最新文献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作初步阐述，以期导致学界同仁的共同关注。
一、技术进步与复制权的效力演变
版权法保护的对象是作品，但它并没有由于人类创作出第一部作品而形成，而是在彩印技术发明并得到广泛应用以后才渐渐发展完善上去。[3]随着彩印技术的出现，图书生产成本增加并且可以成为商品，能够为印刷商或则作者带来利润，与此同时，大量的复制与传播致使印刷商或则作者难以像控制手抄本那样控制、管领自己的无形财产权，从而形成了给与特殊保护的须要。[4]于是，法律赋于作者及其他权力人复制作品的专有权，从而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版权法。“自始至终，复制作品的权力都是影响出版行业的决定性诱因，复制权也因而成为版权法的基础，不管是在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这么。”[5]
尽管如此，伴随着技术进步的举步，复制权的控制范围却一直处于调整变化之中。在整个彩印版权时代，复制权的效力通常不及于非商业性的私人复制行为，因为在这个时代，一般公众并不具备彩印作品的能力，私人复制基本上还依赖手工抄录，不会损害版权人的经济利益。到了20世纪，静电复印机和录音录象设备大批上市，作品的复制成本大大增加而复制质量又日趋完美，私人复制愈发普遍并开始影响到作品的市场销售状况，版权人不能再容忍私人复制行为继续游离于其专有权之外。20世纪70年代，版权人就企图劝说美国国会严禁录像机上市销售，但未获成功。欧洲一些国家则开始征收打印和复录版税，对复印机、复印纸、录音录象设备和空白磁带课税以填补版权人由于私人复制降低而降低的收入。80年代，美国版权人在严禁人们转租录音录像带或计算机软件方面取得成功，理由是这些转租会剌激非法复制。90年代，版权人与作品使用者达成妥协，通过了家庭录音法案，该法案要求录音设备采取必要的技术举措制止后续复制。[6]总的说来，社会公众复制作品深受日渐繁重的技术限制和法律干预。
由此可见，在前网路时代，复制技术越先进、复制成本越低廉、复制技术应用越普及，复制权遭到的限制就越小。也就是说，复制权的效力范围与复制技术的发展水平成正比。一部技术发展史也是版权人所享有的复制权不断扩张的历史。
如今，信息技术革命正从根本上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方法，信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数字方式，互联网将全球范围内的计算机连成一体，为人们获取海量信息提供了基础框架。数字网路技术在为人们获取信息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引起了版权保护的棘手问题，因为这些技术极大地便捷了复制行为，不管是合法复制还是非法复制，几乎每位人都成为作品的潜在复制者。[7]相应地，版权人自然也就希望修订版权法以确保完全控制作品的每一份复制件。[8]应该说，版权人的这一心愿刚好符合“复制权的效力范围与复制技术的发展水平成正比”的推论。但因为技术上的缘由，对数字复制的完全控制又会导致对社会公众正常获得作品（access to woks）的控制等意想不到的后果。[9]于是，人们对数字网路环境下复制权的效力范围仍然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则集中在版权人是否有权完全控制“临时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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