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难说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围绕在豆瓣创始人阿北（真名：杨勃）身边的人们：员工、前职工、投资人、好朋友达成默契——不要打搅阿北和豆瓣。
离职职工群里，头几年你们还聊“为豆瓣痛心”；后来，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一个事实，叫“司各有命”；再后来，干脆弄成了闲聊群，分享文章、交换思索、发红包。
谁知道阿北在干嘛？就连当初和他工作过七八年、深受信赖的老部下辞职以后，也从没和他发生任何对话。阿北朋友圈也一年到头啥都不发，“你不找他，他也不找你”，豆瓣前职工刘潇说，“这个人就完全阔别了。”
过去五六年，时间在阿北一手构筑的豆瓣上被拉得淳厚。
豆瓣公司在上海望京的兆维工业园呆了十多年，那里可没哪些“互联网气氛”。整个园区有做硬件的、有咖啡店、有小餐馆、有几间大型的影视工作室，还有一家生产工程材料的品牌霍尼韦尔，“大姨妈APP”曾在那里呆过几年，公司变大后也撤走了。这几年，豆瓣产品也没发生哪些大变化，每年两次“相对大”的改版，也仅仅是“家里换块浴帘那个级别”。
它就这么不紧不慢地盘坐在整个互联网市场里，安静得甚至变得离奇。它几乎不投广告，看不到哪些显著的赢利点，最近一次融资还是十年以前；它也不做热卖，没有自己的大V——许多以前从豆瓣上成名的影评人、作家、网红早就把主战场转入别的平台。
豆瓣又以一种不可取代的形式介入我们的文化生活。
每天，豆瓣为起码300万活跃用户提供服务，并且用户量以一个很小的夹角保持每年下降。每当新的影片上院线、热门网剧被热议时，豆瓣评分会一次次成为一个人是否决定付钱贡献一张影片票的标准。许多热爱读书的人通过豆瓣分享思索的成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豆瓣小组和无数陌生人发生对话。很多人可能并不会每晚打开豆瓣，但是却很难丧失豆瓣。
该如何去概括这个以书影音起家、陪伴上亿用户十五年的产品对于用户的意义？
2019年10月23日，豆瓣广播在停用一个月后重新启用。那天，豆瓣广播里四处是友邻们欢呼雀跃的欢庆。《四个夏天》导演陆庆屹发了条广播，他说：太好了，明天你们又可以骂豆瓣了。几十分钟，阿北转发了这条动态。
这几年，阿北被重塑成一个“反商业社会”式的人物，而他又拒绝了一切专访，给他自己和公司都加了一层“结界”。了解阿北的人都晓得，没哪些理由能说动他。“如果这个专访能帮到公司呢？”——想都别想了，他可不在乎这个。
我们当初几次联系阿北，得到友好而坚定的拒绝。前职工们决定站下来前，也都有些迟疑。大家有一个共识：想保护豆瓣、保护阿北。阿北性格温厚，讲话时总是和声和气，从来不会用严厉尖锐的语言去批评一个人。
前豆瓣产品和技术VP耿新跃记得，有一次他和阿北讨论看法，讲了10分钟，阿北仍然等他说完才开始说话。阿北只说了两三句，就把他后面十分钟全推翻了，而那种点在第三分钟能够推翻，“但他却始终没有打断，居然会耐着脾气听完。”面对阿北这样的性格，员工们也不忍心跟他冲突。
阿北去年51岁了，4年前他有了一个孩子，生活扔过来一个新的锚点，让他把重心从公司上停住。阿北现今每年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内处理公司事务，另一半时间在美国陪伴家人。一位熟悉阿北的投资人说，几年前，阿北“被豆瓣消耗得很干很干”。
回归自然、回归生活状态的阿北，终于有吵架了。
二
如果说，每一个APP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那么阿北想把豆瓣弄成一个如何的世界？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平面化的书影音社区——就像你用地图去看一个城市。如果你不去主动寻觅，可能永远不知道这座城市里藏着这些会让你惊讶的角落。
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人生活在豆瓣里。每天，44万多人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组靠捡笑话过日子；1287个人互相鼓励，立志要“吃遍100种牛排”；96个人期盼着“过气码农再就业”；如果你走路很快（一个罕见的神奇特质），你能从“我走路这么之快以至于越走越快”小组里找到3558个“飞毛腿”；哪怕你的爱好非常冷门，比如，你最喜欢的猫科动物是豹，还有654位同学在“豹甜美”小组等着与你相遇。
也可能你根本没有加入任何豆瓣小组，但你仍然能通过书影音的长短评里，发现几年前以前有人在哪里抒发过和你相像的思索和感慨。——那种喜悦是两个陌生人在精神上的隔空拍掌。
很难给豆瓣的活跃用户做一个确切的画像：一部分豆瓣用户是热爱书影音的“文艺青年”“知识青年”；而另一拨人则主要使用豆瓣小组，他们更年青，谈论以名星八卦为主的热点话题。很多人认为，用户群的分化让豆瓣显得割裂，但在豆瓣职工看来，割裂才符合豆瓣的样子。——一个良莠多态的城市。
阿北常常跟同学们讲一个类比：星巴克喝咖啡的人跟工地里蹲着吃盒饭的人，可能相隔只有几百米，但她们共存在一个城市空间，彼此之间被一堵看不见的屏障区隔。思考豆瓣的产品形态那半年，阿北受到“长尾理论”影响，他在豆瓣上的第一个用户名取作“郎太乐”，恰好是长尾理论“long tail”的译音。他希望豆瓣也是这样一个能满足不同人群各类交流需求、同时又互不干扰的空间。
阿北常常用城市规划类比产品设计，《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一段时间内也成为豆瓣内“流通货币”般的存在。
在“产品总监”的意义还比较狭义、被视为“匠人”的互联网初期，阿北被评价为中国最好的产品总监之一。刘潇说，豆瓣在讨论一个产品构思时，不是像别的公司那样聊很实在、很落地的规划、细节，而是“聊着聊着就往很根儿上、很哲学、很具象的方向去了”。比如，许多讨论指向最多的一个终极命题是：人和人在网路空间里怎么交互？
一开始刘潇很不适应这些沟通方法，为此找了许多哲学相关的东西来读，“有如此厚一摞”，说完，他用手比出差不多一尺的高度。
很长一段时间里，豆瓣的产品能力在整个行业内很突出。刘潇说，当时豆瓣每出一个更新，所有人都在讨论“豆瓣为何要如此做、背后的思索是哪些”。
阿北对于产品策略的坚持理智又执拗，有时也不被用户理解，在豆瓣上被用户“骂”过许多回。阿北多年的好友、互联网评论人keso说，“别人认为他挺文青的，但毕竟他是非常标准的理工男，非常相信技术和数据。”在改版被骂这件事情上，阿北曾跟keso说，他只在乎改动后使用量的变化，“数据起来了，那说明我改的是对的。”
在执拗和坚持这件事情上，还有过一个知名case，它酿成近五年里豆瓣最大的一次公关危机。
2015年5月，豆瓣改版，将“豆邮”改名为“私信”。上线这天是一个假期，许多十几年豆龄的老用户由于这个改动“炸了”，人们说：豆瓣丧失了特色！豆瓣在向大众化靠拢！还我豆邮！经过一个假期的发酵，事情早已逐渐脱离控制。
刘潇跟阿北说：“这事儿闹成这个样子，你得出面了。”
阿北不乐意认错。
他是十分支持此次改版的，他觉得“豆邮”是一个有认知门槛，融入成本比较高，改成“私信”是对的。
可用户还是不依不饶。同事们讨论了许多次，终于劝说阿北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对用户们说：“豆邮”改“私信”是一个满心诚心的理智决定，但以我为首的理工男们其实高估了“豆邮”在好多用户心中的情感价值，并且沟通得差强人意。这是阿北少有的一次公开认错。
最终的实际改动是——PC端恢复名称“豆邮”，APP端仍叫“私信”。
固执的阿北面对用户时有温柔的时刻。他最早的豆瓣头像是一张身上盖着块白布的自拍（实在让人怀疑他应当很喜欢崔健），某三天，同事忽然发觉他换了一张正脸笑着的相片，同事问，阿北为何换头像？阿北说，有用户说，原来那种太凶了。
三
豆瓣是中国第一批完全原创的互联网公司，对于创业的回顾，阿北以前抒发过：别人做过、做得成熟的事情我们一定不会做。投资人评价他：很骄傲、很自傲。
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北认为“什么都不能抄”。
投资人说，一种抄是复印型的抄；一种抄是学习，做思路调整。
阿北听完，不说话。
有太多机会被阿北屏蔽掉了。
前豆瓣产品部陈爽记得，2012、2013年前后，在一间咖啡厅聊业务时，阿北曾讲给她一个用算法输出内容的看法，“有点类似今日头条”。她当时听完，就认为“这个一定有市场”。但它最终“只是在阿北脑袋里闪现了一下”，陈爽说，“他是难以走到头条这一步的”。阿北也很早就晓得豆瓣同城、小组有作出一个微信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认知会让他把这个看法关进小黑屋”，她说。
类似的事例好多，豆瓣有“我爱化妆品”、“这件外套好看吗”等拔草和分享小组，完全有机会弄成小红书；豆瓣的下卧室小组早已成为一个独立APP，创始人还是豆瓣的前职工；豆瓣FM风头正盛时，就鼓励用户上传自制音频，很像昨天重新显得热门的播客。就连豆瓣最优质的用户资源——早年因豆瓣而积累起第一批粉丝的诗人、影评人、编辑、豆瓣红人也都纷纷转入其他平台，成为大V。
曾经，豆瓣最接近“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一个机会是豆瓣影片的商业化。电影团队在当时以2、30人的团队规模把电影票市场份额冲到市场第二，“猫眼被我们踩在手掌下”，刘潇说。而竞争对手的团队规模可能是上百人，对于内部职工来说，这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豆瓣内部曾有传言，当时投资方“非常希望阿北能all in做电影票”，内部好多声音也支持这个选择，“好不容易赶上一个风口”。
但阿北迅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他给的理由是：卖电影票不挣钱。
“卖电影票其实不挣钱”，刘潇说，“以我早几年那种认知水平我都晓得，但这明明是一个渠道把控的东西。”再追忆这件事情时，他的态度已经经历了“不理解——惋惜——无奈”的转变。以阿北的聪明和前瞻性，他不可能看不明白，“他就是不乐意赚这个钱，觉得这个活儿太脏了。”他说。
“脏”指的不是“钱的那个铜气味”，还是姿态优不高贵的问题。做电影票意味着砸钱、铺人力，可能要把团队短时间内扩张到几百上千人规模。这种“堆很多人的、看起来劳动密集型的”事情，是阿北绝对不乐意做的事情。
这让商业化问题显化为豆瓣和市场的主要矛盾。豆瓣也有广告、也卖商品、做付费内容，但是她们都必须得符合“阿北想要的样子”。
“他想要的是哪些样子？”
“（可能是）品质感”，刘潇说，“我听了就发愣”。
早期阿北对广告的要求非常高，“简直了，东挑西拣的”，keso说。在豆瓣广告最好卖的那几年，许多广告主找上门，阿北看了半天，说，不行，跟豆瓣的知性不合。keso劝阿北：“其实这应当是一个你不需要去顾虑的事情。”广告没有那么多完美方案。一个广告能让用户不厌恶？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但阿北就是过不去这道坎儿。
和行业水平相比，豆瓣的广告方案十分克制。耿新跃说，豆瓣拟定的广告规则是：每天的开屏只开放1/4的流量给广告，同时，如果用户一天之内早已看过一次产品广告，无论再打开多少次，都不会再给他看这条广告。
几乎每位站下来和我们聊豆瓣的人都说，阿北并不抗拒商业，他十分理智，而商业属于理智世界。他只是执著于找到一个高贵的路径。
四
这种执著在产品上表现得就更突出了。
阿北对产品的参与度深入一切细节：从设计到界面甚至到对外展示稿的文案用这两个字还是那两个字，都要阿北亲自决定，他甚至会直接跳出来给产品总监们写算法公式。
豆瓣在开发APP时，阿北对logo的设计非常执著。当时，许多成熟的APP都是放产品名的第一个字，员工们也更支持用“豆”。阿北不干，认为必须要有个形象。讨论会开了很多次，消耗了很长时间，最后阿北决定，用五角星，代表豆瓣评分打星。
别以为到这儿一个CEO在产品上的参与度就结束了。一颗五角星里也饱含细节，角度、配色、大小，设计方案“起码做了50版”。试了一段时间，数据上没受任何影响，最后她们又把它又改成了“豆”。
在刘潇看来，阿北苦恼于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他说，“因为它就没那么重要”。倒也不是说CEO就不该掌控细节，这圈子里不缺抠细节的CEO，雷军、罗永浩在这一点上都十分著名。刘潇只是认为，每当职工纵容了这些事情发生了，阿北又会投入过多的精力，“精力这个我们就没办法管理他了”。
阿北常常和职工说，“我不给你设限”，但在公司待过几年的人都晓得，“那条线天然存在”。后来，员工们开始为了一个目标努力——突破阿北的限制。
有一次，阿北由于一个“他觉得非常重要的问题”去找设计，刘潇看见了，“连忙冲过去”站在中间，“我要做那种中间的桥，避免他直接过多介入，设计不知道怎样做。”他说。刘潇认为，这是因为阿北“非常认可自己能力，觉得自己哪些问题都能研究得很透。”
他确实以前无数次证明了自己能做到。
豆瓣从产品逻辑，到算法构架，完全是阿北一个人设计下来的，“真的是全栈能力”，刘潇说。直到豆瓣发展到第十年，底层逻辑有一些还是阿北最早写的，并且能挺好和现有体系兼容，“一证明了他的前瞻性，二他的能力确实到哪里了”。
技术部门的职工常常吐槽阿北的代码——写得太野。所有词组之间不留空格，密密麻麻连在一起——不少初期职工都因此承受痛楚。在一次review会上，有人问，阿北，你为何写代码不空格？阿北说，你们这个年代都有大屏，我哪个年代屏幕太小，为了在一行上面写尽可能多的代码，不就得密一点么？
耿新跃以前在豆瓣的代码库房里改过一段阿北的代码，确实觉得“思路巧妙，不受约束”。当时，他要去更改豆瓣首页近来最受欢迎的书评的规则，阿北的原始代码里，没有用任何深奥的物理知识，就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但是他那种公式上面的这些参数，“如果不跟他聊，你就看不懂。”
耿新跃评价阿北：思考问题的具象层次比较高。他记得自己第一次组团队时，曾和阿北讨论招人问题，他问：如果要从应届生里招产品总监的苗子，学哪些专业的人会让你认为最有可能是个好产品总监？阿北“非常毫不忧惧”地答，学数学的。在阿北看来，学计算机科学的人想问题很容易想得太具体，学物理的又太具象，而化学则刚好在这两门科学之间。
阿北16岁那年获得全省物理竞赛第一名，被保送到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时，阿北留了一头短发，看上去“非常文艺”，喜欢技术，还自己组装过无线电台。从北大毕业后，阿北在美国加州大学仍然读到拿了物理学博士，同门师姐里有好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IBM兼任顾问科学家。
实际工作中，阿北和大部分职工之间会有比较大的gap。阿北的办公室只有一套简单的椅子，一排架子，比较低矮。陈爽是一个爱思索、对世界有许多观察的人，但追忆起豆瓣的经历，她还是承认和阿北的许多讨论“总是会获得特别多发自内心的开心，或在讨论中被滋润”。她告诉我，在豆瓣一个时常出现的场景是：阿北的办公室里站了一排人一起讨论问题，“只有一两个可以和他对话”。
“就完全不在一个频道里面。”她说。只不过，很多人似乎听不懂，但还是会被吸引，“阿北还是很有魅力的人，不是喋喋不休的那个。”她说。
五
创始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公司的知性。从一开始，豆瓣的知性如同一个早被埋好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动，它渐渐显化为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样子：比较文艺、清高、理想主义。
比如，豆瓣是最早使用Python语言的互联网产品。选择一门语言意味着选择一个社区。2005年前后，全世界大多数程序员都在使用Java、C++。Python在当时十分冷门、时髦，热爱Python的程序员也被觉得“具有一定的审美修养”和“技术情调”。另一个精英感的彰显是：一直到前20几号工号，入职豆瓣的初期职工全部结业于清华清华。大家都比较“不世俗化”、“理想主义”、“不反智”，刘潇形容那波人“看着就挺不一样，是对社会、对整个群体能形成直接影响的人”，他说，“他们是真的抱着改变世界的理想来的”。
阿北给公司选择第一个办公地点避开了中关村、五道口这种互联网圣地，他选了798附近的零一商务楼，同一层还有一个机构，叫“黑白画室”，那儿的艺术生们总是由于清洗画材而把公共卫生间搞得“到处都是水”。
在豆瓣内部，员工们极少聊下降、数据、收益、指标这种话题。他们更关心文学、艺术、社科、哲学，关心人类的命运、思考人的本质。刘潇记得，有一个同学刚入职时，桌上放了一本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另一个朋友恰好经过，瞟了一眼封面，说XX版本虽然更好。“这种事情，在原先的公司简直想都不要想。”那亲戚感叹，而在豆瓣，“可能一半以上的职工对这个都有概念”。
许多初期职工在笔试时都被阿北问过一个问题：如何计算北京市有多少辆出租车。这个有点“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曾得到许多有创造性的答案。也帮他找到好多有看法、有性格的人。在豆瓣，不管是哪些岗位，大家都有挺好的阅读素质和智识水平，还有人热爱音乐、组乐团攒表演、有人喜欢看展、有的是资深的戏曲爱好者。早期公司还定期搞Happy Day，工程师们下了班后凑在一起，曾经的一个娱乐项目是：在一小时内组装一台3D打印机。
陈爽形容豆瓣作为团队给人的觉得更像是一个中学。她甚至认为，豆瓣作为一个“班集体”比她之前二十几年待过的任何班集体都要好：周围都是和你特别像的人、非常自我、很社恐、都很有自己的看法，比较有趣，相互尊重、愿意交流；大家似乎各不相同，但是在一起十分开心，会发自内心地喜欢那些人。“豆瓣完全符合我所有对一个集体的人的美好的想像。”她说。
刘潇记得，刚入职没非常长时间，阿北曾拉着五六个产品的朋友出去喝水，饭桌上，有朋友问：“阿北，如果不做豆瓣，你会做哪些？”
阿北：“我可能会研究社会学。”
“你晓得那个心情”，刘潇说，“别的老总还会说我会去做投资，我会做一个哪些别的产品，就很CEO那个，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他兴趣完全不在（商业）那儿。”
豆瓣历史上以前搞过许多“先锋性”的产品试验。最出名的是2010年的阿尔法城。
阿尔法城的定位是一个虚拟数字社区，从几条街道开始，拥有相像兴趣的人群会自主集聚、组织上去，从零开始构建一个社会形态。刚开始，阿尔法城吸引很大一批用户。但一段时间后，随着给吸引邻居、命名街道、投票等任务完成后，大家渐渐发觉，在一个二次元的数字城市里没那么多事做。阿尔法城弄成了“废城”，在2015年即将下线。
许多认为阿尔法城是阿北搞的一场“线上社会学试验”。刘潇认为，阿北是更喜欢去观察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
阿尔法城在内部立项时，并没有受到“强烈反对”，前产品部门职工罗亚说，“大家心中虽然是有疑问的，就感觉你这个走得是不是太先锋了”。但这是一个“已经超出了你们的判定和认知范围”的问题，最后你们选择相信阿北。
六
阿北在他感兴趣的领域有敏锐的触觉。
早在07年之前，阿北就意识到推荐算法和个性化推荐将成为产品的核心。豆瓣的第二个工程师就是算法工程师，“这是一个十分超前的看法”耿新跃说。推荐算法成为豆瓣的核心竞争力。豆瓣FM团队在和网易云音乐或QQ音乐谈合作时，聊到技术，“他们都十分艳羡”耿新跃说，“甚至好多竞争对手去偷偷爬我们的数据，模仿我们的推荐疗效。”
2010年前后，豆瓣内部在做虚拟货币，罗亚印象深刻地记得，阿北以前往群里发了一条链接，“那是比特币的原始论文”。
早在2010年，阿北就以前和keso讨论过豆瓣的联通互联网化。当时，阿北对未来很期盼。他和keso说，豆瓣的前五年，用户越来越分化，他仍然要去处理怎样分配每位功能和栏目的问题，“现在好了，移动互联网一来，我专门给你做一个小组、做一个影片，不就完了嘛！”阿北说。他构想在未来，每个APP壮大上去后，专门找一个懂音乐的人来做音乐的CEO，找一个懂出版的来管读书。
“他想得挺理想的，觉得联通互联网非常好，头大的事儿渐渐都没有了。”keso说，“但没想到旁边更让人头大”。
这个看法似乎在逻辑上没有纰漏，但keso隐隐感觉“有点奇怪”：豆瓣各个功能分别独立后，原本的品牌就弱化了。那个年代整个市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人觉得联通互联网就是从笔记本到手机的一场小型搬运。
豆瓣同时做十几个APP，力量过分分散，用现今的话说：中台能力跟不上。而整个市场也开始意识到要弄成“超级APP”，包括阿里、腾讯在内的公司都快速变革，“很好地适应了变化”，keso说，这是老牌互联网公司之所以能继续保持优势的关键。
而阿北选择了继续坚持。以刘潇对阿北的了解，他判定阿北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阶段：大家觉得我错了；我感觉我可能错了，我要再试试；我承认我错了。“但是你们都觉得我错了的时侯，大家早已变了。”刘潇说。
2014年豆瓣峰会上，阿北向朋友们承认：豆瓣在联通互联网上错失了五年。他们要把一堆APP合成一个。
当时，类似豆瓣小组，团队内许多人希望保留一到两个发展很不错的、呈上升势头的产品继续发展空间。而简单直白的硬合并，还存在好多融合的问题。
但阿北很坚持。为了这事儿，刘潇没少跟他磋商，还“拍了两次椅子”。
可每一次，阿北在旁边仍然表现得十分平淡、平淡。
实在没办法了，最后一次僵持，刘潇说：“迁移过来可能会流失1/3用户。”他想捉弄他。
“一半我都接受。”还是那副平静的口吻。“我早已决定了。”
“明显是不计代价。”刘潇评价。离职时，他又一次和阿北复盘这个决定，他很直接地跟阿北说：“你当时就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姿态，丧失好多可能性，而保留更多可能性，这不是你原先最喜欢做的事情吗？”
听了这种评价的阿北还是那副平淡的样子，看不出任何波澜。
罗亚认为，豆瓣可能就不是一个属于联通联通互联网的产品。它有特征，但不够精确。他告诉我，豆瓣在整合时面临一个十分严峻而又无法回答的问题：豆瓣是拿来干嘛的？他说，“如果回答不了，那你如何劝说更多的手机用户下载你？”
罗亚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也比较跳跃、抽象，是“一堆人中能和阿北对话”的那种。内部经过几次讨论后，拿出的答案是：兴趣社区。“这是在强行回答，其实还不够彻底。”但谁又说不出那里不对，“当你做犯错时，就会有这些觉得。”他说。
罗亚以前试过再度跟阿北交涉这个话题，但阿北的反应，“既没有强烈的肯定也没有强烈的否定，也看不出他有非常强的积极性想要去解决”。他留意观察过，公司里还有几个意识到不对了的人，但是“谁也没有勇气、底气去推一把”。
于是，许多问题开始像花生一样，一颗一颗蹦下来。
2013、14年，豆瓣影片团队负责人黄福建辞职，加入微票，团队里一些人也陆续离开；豆瓣原广告团队leader黄亮和整个团队决定从豆瓣拆分出去，成为独立子公司。那是豆瓣有史以来最动乱的一个时期，前前后后，大概有将近一半的职工辞职，公司从500多人弄成了300多人。
2014年，豆瓣内部第一次有了明晰的活跃度目标，整个公司第一次为了一个数字而努力。那个数字定得“也并没有十分难，不会说把每位人都淹死”，罗亚说，“也就是油门踩到1/3”。
七
那一段时间，阿北显得很沮丧。他还在顽强地做新的产品尝试。
阿北以前选派十几个核心产品去做新的社区，现在向媒体复盘，刘潇都认为，“连名子是什么都不重要”。因为它完全就是另一个豆瓣，“只不过换了一种抒发”，让整个外部形态看上去不一样。而阿北在里面投入巨大精力，很消耗，他不止一次在公司里说：“这是我最后一个产品”。
当时豆瓣全站给哪个项目倒流，怎么也导不过去。市场环境已然变了。巨头和后起之秀们开始疯狂砸钱，铺渠道，高薪挖角一批一批年青优秀的人才，豆瓣的比较优势被逐步抚平。假如起步时间能更早些，或者更聚焦更有决心，结果显然会不一样。而阿北既做不到破釜沉舟，整个高管团队又缺少一个对商业基础设施的认知。
豆瓣的领地被一点点分割。音乐版权竞争最激烈的时侯，豆瓣被QQ音乐和网易云音乐抢掉份额。市面上提供给用户的选择也越来越多，社交网络、社区产品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分，一个人的抒发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出口，许多用户也离开了豆瓣。
内部人也意识到豆瓣在显得边缘化。
有的辞职职工以前私下找过在头条工作的同事，撮合头条竞购豆瓣。事实上，张一鸣还真的以前和阿北见过几次，聊竞购的问题，阿北认为张一鸣“非常理智、执行力特别强”，张一鸣认为阿北“特别真实”。两个人对对方都有欣赏之处，但竞购并未达成。
还有人劝阿北应当找一个COO，帮他管理公司。他和投资人见过一些人，但都不合适。一位熟悉豆瓣的行业人士剖析，要做豆瓣，不能找纯商业的人；纯人文情结的人，也没戏。前职工们也认为这件事情在显得越来越难，首先，找到一个能平衡商业和情结、并且符合阿北要求的人是最难的；第二，假设真的找到了这样一个人，现在的豆瓣对他来说还足够有吸引力吗？
刘潇认为，阿北仍然在找一个“90分的人”或者“90分的答案”。有内部职工以前直接说服阿北，“你从小到大只好100分、永远是第一名。但是这个现实世界，很多东西是通过6、70分拼装下来的。”阿北听了，还是沉默。
这是他性格里的另一个弱点：他会回避矛盾，会不果断。一个棘手的问题推到阿北这里，必须要他给判定，阿北就不回陌陌，不给deadline，或者说“我想一想，你们再商量一下”，“最后一拖就拖没了，或者下边的人商量商量，自己就给它抚平了。”刘潇说。
“反直觉的东西好多。”罗亚说。他以前非常困惑，为什么豆瓣会是这个状态：看上去既不在乎商业规模，也不在乎用户体量。后来，他想到的答案是：或许，就像“水木清华”，它是一个组织，巧合地有一个网站，然后有一个APP。也似乎，这就是阿北给自己造的一个“玩具”。
“豆瓣就不是一家公司。”他抛出这个推论。
八
豆瓣就不是一家公司。如果构建起这个前提，你会发觉好多事情都顺了。
阿北以前告诉过keso，在他一个人做豆瓣那年，第一个投资人来找他时，他跟投资人说，我不想要钱，我想把豆瓣注册成公益组织。投资人说，你去了解一下国外的公益组织。阿北这才晓得从新政到商业模式，对公益组织都有好多要求和限制，在这个不现实的构想破灭后，豆瓣才刚好地成为一家公司。
过去十五年里，豆瓣以前是很多人想要送钱的标的物。曾有一位资产规模很大的跨国PE几次求keso介绍阿北给他认识。三个人碰面聊，PE跟阿北讲，豆瓣不要上市了，这笔钱我给你，你犹如上市一样，“该干嘛干嘛，把规模做得更大就完了”。阿北没有表现出哪些抗拒感，但也没有说好多话，“明显就是兴趣不大”。
对于那位多年交往的老朋友，keso对阿北的理解是：他更喜欢去创造和打磨一个产品。有时候他可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觉得，也因而给人觉得似乎还挺年青的。”
这种天真、年轻也广泛存在于豆瓣职工头上。陈爽辞职后到了一家更商业化的公司里，有一次，她见到一个问题没怎样想清楚，希望跟老总讨论一下，但讨论两次后，感觉到“老板并不是这么兴致昂贵”，她回来反省，“我还是太天真了”她想，“老板收钱给你是让你干活，让你给我解决方式的，不是跟你畅谈你的看法你的理想的。”刘潇也倾向于建议打算辞职的朋友到离钱近一点的公司，离活色生香的东西更近一点，可能对未来职业发展更好。
阿北可能失落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渐渐舍弃了自己在产品上的偏执。他主动和职工们说，豆瓣好多产品方法论上的坚持，有一些理念是他自己的坚持，以后可以不用非得去根据这个严格地来。如果能证明一个设计是有道理的，就OK了。
如今，挚信资本是豆瓣惟一的投资方。挚信投过许多看上去不挣钱但对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很重要的项目，他们和阿北虽然达成共识：就让豆瓣以一种保持相对文化人的尊严活在英文互联网世界里。
现在的豆瓣大部分还是比较符合阿北想要的样子，它不去剌激用户、扔广告，用户在上面也比较自如、自在。那位熟悉阿北的投资人说，“豆瓣如同是一个比较自然温润的邻里，是一个社会里一个自然的存在。”
把秒针缓缓拨回到15年前。阿北那时还没有成家，一个人生活在上海。他早已35岁，第一次创业刚才失败，他想要重新做点哪些。他喜欢读书、旅行、音乐，他走过许多地方，有很多看法和体会，他想创造一个地方，把它们分享下来。他打开笔记本，把这些看法弄成一行行代码。一个人在家里工作太孤单了，他就带着笔记本在豆瓣胡同附近的麦当劳坐坐。这个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从他的身边经过，而他的笔记本上，一个宏大而斑斓的世界正在建造生成。
2005年3月6日，豆瓣上线的第一天，阿北的心情犹如“初为人父者看到自己的女儿第一声恸哭时”那样，既焦急、又不安、又激动。他仍然盯住屏幕，不断刷新，刷新，一直刷到第二天天亮。这个在他头脑里憋了半年的东西居然有人用了！“而且居然能对人有用！”
在阿北的记念豆瓣一周年的博客里，那个顿时的幸福几乎溢出屏幕。
（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