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隐私保护和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表示，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本办法的颁布实施，将对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起到重要作用。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不仅是为了保护涉及个人的自然人的信息利益，而且是为现代信息社会条件下合法获取和合法使用自然人信息的各种活动建立法律规范，从而实现现代社会保障国家治理领域走在前列。” 3月11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孙宪忠接受人民周刊记者专访，强调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在哪里。
以预防为个人信息的基本出发点
2020年10月，孙献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信息保护法要明确，要更准确。
“长期以来，个人信息的保护一直受到法律界的关注。在我国，涉及个人信息的有三部法律，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民国民法典.这三部法律从不同的角度处理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在已有三部法律的情况下，新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如何与这三部法律进行区分和衔接？更重要的是，这三部法律没有解决的问题，必须由个人信息保护法来解决，这也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基础和实施基础。当然，立法不能重复，针对同一问题制定多部法律是不符合立法的，因此，我在今年两会的长期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建议。 ”
孙献忠分享了他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看法，并在今年的两会上阐述了他对提出相关立法建议的看法：“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时，要认识到信息保护和与以往正常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区别，现在普遍发生的个人信息收集和收集应该被视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的核心部分。应当着力解决信息过度、强制、非法收集问题；谁拥有和保存个人信息，谁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和承担责任；规范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保护，禁止买卖个人信息，采取预防作为信息保护的基本出发点。”
解决非法收集和不当存储是个人信息安全立法的核心
许雨雨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五年前的那个夏天，那时她18岁，高考超过了第一线30多分。因家境不富裕，2016年8月17日，她到区教育局填写材料申请助学金。三天后的下午，一位自称是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要把助学金汇给她。打了几个电话，徐雨雨用来交学费的9000多元都被骗走了。
当晚9点，许雨雨报案后摔倒在父亲的电动三轮车上，再也没有醒来。这位即将在南京邮电大学英语系教室开始新生活的少女，因强心病致心源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衰竭，被“留”在家乡山东临沂中滩。外部刺激。村庄。
这起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督办的案件披露，超过60万候选人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其中许玉宇是其中的60万分之一。 2017年全国法院审理案件超过2500万件，该案成为当年“推进依法治国十大案件”之一。
“在个人信息安全立法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信息的收集；其次是信息被不当存储甚至被收集后被非法使用。”孙献忠表示，在徐玉宇诈骗案中，电信诈骗犯当然是徐玉宇死亡的重要原因。但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许雨雨大学就读的个人信息是谁收集的？谁拥有它？她的录取信息是从哪里泄露的，从谁那里泄露的？ “这些都是我们立法要解决的问题，有些人单纯地认为，徐雨雨的死直接是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这个说法没有仔细分析许雨雨死亡的多重原因，特别是从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应解决的最关键问题。”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是未指明的多数
网络安全法和电子商务法分别于2017年和2019年正式实施，民法典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个人信息保护在这三部法律中有不同的“保护”权重。
“比如《网络安全法》网上保护个人信息的意义，该法主要针对国家网络层面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包括企业和其他组织的安全。虽然也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是侵犯个人信息和侵犯个人利益，两者都存在一定的距离。 《电子商务法》主要针对企业主体如何利用互联网开展经营的问题。虽然也涉及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法律的重点不是解决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而是解决个人信息保护的商业方面的问题。利用率问题。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主要解决个人信息受损后的法律救济问题。对于个人信息收集和收集之前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民法典无法控制。 。”
孙献忠表示，在确立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基础时，有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关键环节。 “民法典中提到的个人信息是单个自然人（你、我、他）的信息，但不特定多数的群体信息，从收集管理到利用，是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使用个人信息进行群发广告、群发诈骗信息的都是针对群体信息的，这种情况与民法典的考虑不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的问题意识所在。”
需要协调好个人信息安全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关系
“在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这一概念后，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过程中，需要重点解决‘信息拥有、使用和管理'。”
孙献忠认为，在信息收集过程中，主要有“过度收集、强制收集，甚至非法收集和非法收集”。但在现实生活中，信息社会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他说，2020年中国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信息技术有效控制疫情的正能量样本。 “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过分强调个人隐私和权利，忽视了信息化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给疫情防控造成了严重后果。”
在他看来，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过程存在规模问题。如果信息的收集有利于社会管理，为了公共利益网上保护个人信息的意义，可以不特定多数收集信息，但在立法过程中，有必要明确如何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
“最重要的是正视信息社会的进步意义。如果个人信息泄露问题被夸大，会给公众带来心理上的恐慌和焦虑，认为只要收集到涉及个人信息，属于泄露隐私，是不负责任的观点，很多记者知道我的电话，去过我的办公室，见过我本人，这属于对我个人信息的占有。但我不能说举报人掌握了我的个人信息，侵犯了我的个人隐私权，损害了我的人格权。”
一个好的法律就像一剂良药，可以治愈需要解决的严重疾病。 “明确问题意识，提高立法准确性”，孙献忠坚信时间的力量。
作者：孙宪忠，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