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1年新闻传播学八大刊研究热点盘点|整体篇”中，我们运用知识图谱剖析方式对《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新闻学院》《新闻记者》《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与写作》八本刊物2021年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剖析，并总结出以下研究热点，分别为媒体融合、 社交媒体、短视频、跨文化传播、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数字新闻以及主流媒体与政治传播，本文将围绕热点之一——社交媒体展开详尽阐述。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最先出现于2007年在一本称作《什么是社会化媒体》 (what is social media) 的电子书中。作者安东尼·梅菲尔德 (Antony Mayfield) 将社交媒体定义为一种给与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 [1]传播学者安德烈·开普勒 (Andreas Kaplan) 和迈克尔·亨莱因 (Michael Haenlein) 对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所下的定义是:一系列构建在web2.0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网路应用, 它容许用户自己生产内容 (UGC) 的创造和交流。 [2]
据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合作发布的《Digital 2021 October Global Statshot Report》，截止2021年10月，全球社交媒体用户数目达45.5亿，这一数字比去年同期高出4.09亿，相当于环比下降9.9％，社交媒体用户每晚使用社交媒体的平均时间达2个小时27分钟。 [3]目前，社交媒体用户数目占比世界总人口的57.6％，不过该数目仍在稳步增长，平均每秒钟就有13个新用户开始使用社交媒体。随着整个社会步入后疫情时代，疫情的突发和反复让社交媒体发挥着更大的社会作用。同时随着5G联通互联网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等不断发展，社交媒体迎来了万物互联、智能社交的时代。那么，2021年学界对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主要关注什么方面呢？
本研究依托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在新闻传播学八大刊于2020年12月1日至2021年11月15日发表的论文中，检索以“社交媒体”为主题的文献，并通过人工筛选，共得出相关文献77篇。
一、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相关研究发文情况
由图1可见，八大刊中《现代传播》对社交媒体领域研究的关注最多，共发表了19篇论文，但仅占其2021年发表文献总数的6.67%。《新闻与写作》次之，发表的13篇社交媒体文献，同样占比较小，仅4.29%。综合来看，《新闻记者》是八大刊中最注重社交媒体领域研究的，发文量达12篇，占其2021年发表文献总数的12%，是八大刊中占比最高的。《国际新闻界》发表了9篇与社交媒体相关的文献，虽发文量不大，但其占比较大，为10.00%，占比位列第二。《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界》《新闻学院》则都属于相关发文量垫底，且占比较低，可见这三本刊物对社交媒体相关的研究关注和注重程度较低。
图1 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相关研究发文情况
二、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关键词分析
为了更全面地诠释社交媒体领域的研究情况，本研究运用知识图谱剖析方式，将相关文献的数据导出Citespace（版本为5.5.R2）软件中，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剖析，得出2020年12月-2021年11月新闻传播学八大刊社交媒体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2），共生成16个关键词节点和16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1333。
图2 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如图2所示，图中每位节点和文本字号的大小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的高低，节点、字号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连线的粗细表明两个节点之间共现关系出现的频次，连线越粗，共现关系频次越高。从图中可以看出“新冠脑炎疫情”、“情绪传播”、“计算传播”、“社交机器人”等关键词节点和字号较大，出现频次较多，一定程度上才能反映近一年内的研究热点主题。此外，“新冠脑炎疫情”与“风险感知”、“情绪传播”之间连线较粗，说明这种领域之间的交叉研究较多。
高频关键词才能直接反映学者研究的热点，为了愈加具体、直观地诠释，本研究基于77篇八大刊社交媒体相关文献的280个关键词勾画了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相关研究关键词词云图（图3）。
图3 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相关研究关键词词云图
由于“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时代”出现次数过多，在社交媒体关键词词频表（表1）中将其清除，并通过人工剖析，将“新冠疫情”“新冠脑炎疫情”“新冠脑炎”三个同意关键词合并为一项后统计词频。由表1可以看出，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领域的研究呈现“大集中，广分散”的特征，主要集中在“新冠脑炎疫情”这个关键节点去进行研究，其他则相对平均分散，涉及社交媒体疲倦、社交机器人、计算传播、网络议题设置、情绪传播等方向。
表1 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关键词词频（频次≥2）
综上所述，本文将2021年八大刊社交媒体研究领域分为新冠疫情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使用及影响、社交媒体中的内容传播及伦理三大议程。
三、2021年社交媒体研究领域具体议程
1、新冠疫情中的社交媒体
彭兰提及：受制于疫情，一方面人们竭力防止线下的身体接触和社交活动，让数学“隔离”成为原先高度联接世界的常态；另一方面，由于转而更多地采用线上的虚拟“连接”，人们也对社交媒体形成了更多的依赖。 [4]
隔离状态下， 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用户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重要来源，同时传统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在更多用户心里生根，两者共同指导公众的防疫行为。任围等发觉新冠疫情背景下权威媒体与社交媒体发挥了互补性作用，两者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防治行为,其中社交媒体使用仅间接作用于防治行为,恐惧和感知严重性在其中起着链式中介作用。总体来看,权威媒体对防治行为的推动疗效明显强于社交媒体。 [5]杨洸等发觉，人们的防疫情感和防疫行为均呈现出鲜明的 世代特点,子代情感脆弱但行动积极,祖代情感豁达却行动滞后;传统媒体接触更能促使祖代的防疫行为,而子代和亲代则分别 更依赖于社交媒体和人际交流中所传递的信息。 [6]
除了从社交媒体中获得信息，社交媒体用户对新冠脑炎疫情的新闻策展也成为现象级的信息传播实践，同时用户的新闻获取习惯也形成了变化。解庆峰发觉，主流媒体客户端疫情新闻获取、人际传播推动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社交媒介疫情新闻获取则通过影响恐慌感间接促使社交媒体用户策展疫情新闻。 [7]匡文波发觉，受疫情的影响用户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比列有所增长,从传统主流媒体获取新闻的比列有所上升。他觉得疫情会对用户的新闻获取习惯形成短期的影响,但从常年来看,用户仍将以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新闻为主。 [8]
除了社交媒体上有关新冠疫情的内容传播， 有关疫情的情绪传播也被学者所关注，同时情绪对于分享行为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周书环等发觉疫情期间,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倾向于共享积极情绪而非悲观情绪。尽管疫情早期以悲观情绪为主,随着疫情发展,积极情绪降低,且成为主导情绪。相较于中性情绪,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对分享行为影响更大,而相较于悲观情绪,积极情绪对社交媒体上分享行为的影响更大。 [9]李龙飞等发觉，社交媒体使用和官方媒体信息可信度正向影响信息分享意愿，而二者的可信度均可通过风险感知影响信息分享意愿,风险感知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10]
同时，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复杂的信息生态系统， 在疫情中所呈现下来的舆论态势和媒介生态引人关注。韩晓宁关注新冠疫情背景下健康信息传播中党媒、市场化媒体、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与公众等多元话语主体间的多层次议题互动情况，发现在第二层属性议题设置方面,党媒和市场化媒体主要影响到社交媒体意见领袖层面;在第三层网路议题设置方面,党媒对社交媒体舆论场影响明显,公众和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网路议题均与党媒相关。 [11]陈昌凤等则关注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计算宣传"，研究社交机器人对中国新冠卡介苗的议程参与问题,发现社交机器人的议程参与呈现三大特点,分别是内容的聚焦性与负面性、形象的理性化与中立化以及社交的活跃性与广泛性。 [12]
另外，相较于往年SARS等类似疫情,此次疫情, 科学共同体在社交媒体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对话欲望与参与冲动,这也是这次疫情的重要特点，也正是科学界的积极参与帮助公众愈发快速正确认识疫情，积极应对疫情反复。彭化新发觉，在"新冠疫情"议题中,科学家参与了不同身分的协商互动或对抗互动,尝试维护科学共同体的知识权利,并尽可能举办与疫情有关的科普工作。 [13]从这种媒介活动来看,科学家在疫情早期所参与的话语互动与权利博弈,是重建社交媒体中科学话语秩序的根据。
2、社交媒体的使用及影响
在社交媒体的使用行为中， 用户的自我呈现仍然是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同时用户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 社交媒体疲乏，以及使用行为中的 情绪传播等都是学界明年新的关注热点。
孟飞等发觉，不同于“自我呈现"理论觉得的用户力图在线上社交中呈现出"理想自我"。青年群体虽然面临着中国文化传统的阻碍,但她们仍然会 策略性地进行"真实自我"的呈现,并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加大了对真实自我的认知与认同。 [15]吴风等发觉,大学生群体朋友圈营造的社会情景是以熟人为基础的传播网路,且弱关系占主导。 [16]陈阳等则关注到 一种较为特殊的自我呈现：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聚焦"想象的互动"通过采访发觉，宣泄负面情绪、维护重要社会关系,以及提高自我认同和理解,是发布私密朋友圈的主要诱因。 [17]
冉华等关注 青年男性用户的自我呈现，研究发觉作为"仪式"的美肤,让青年男性在社交平台的自我汇演与互动成为日常;在身体媒介化的进程中,美颜照消弭了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冲突,实现了网络社交的联接与区隔;从私人领域的自我欣赏到公共空间的理想呈现,美颜技术解放青年男性需求的同时完成了对身体的规训。 [18]
庄睿等在关注自我呈现的同时也关注到了 社交媒体平台隐私管理，通过研究留学生代购群体发觉，该群体通过隐私管理平衡"做生意"和"做同学"之间的矛盾,通过隐私让渡和听众隔离构建隐私边界,通过对个人隐私信息的策略性显露和选择性隐藏,建构符合顾客需求的数字形象,获取顾客信任,隐私管理成为一种带有商业色调的情感劳动。 [19]
廖圣清等把 自我呈现动机做为调节变量，研究关系硬度对用户转发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自我呈现动机在朋友关系硬度、同事关系硬度、师生关系硬度与转发意愿之间具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对于同事关系硬度、亲属关系硬度与转发意愿的关系没有明显调节作用。 [20]
凯伦·沃尔-乔根森等在对数字新闻学的情感转向进行研究时发觉数字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可供性明显地提高了 情感的重要性。[21]王珏觉得社交媒体为公众情绪的抒发带来充分的便利,也使得个体情绪大规模地从私人领域迈向公共领域,使得网路社会表现出情绪猖獗、情绪主导的舆情特点。 [22]
张大伟等发觉,除内容粗俗外,广告干扰、模棱两可和谣言猖獗会减缓用户心流体验的形成,并且这四种悲观信息诱因均会引起短视频用户的 社交媒体疲倦,进而形成不持续使用意向行为。[23]同时,心流体验对于悲观使用行为意向具有三重缓冲作用:一是减轻社交媒体疲倦对不持续使用意向的作用疗效;二是制约社交媒体疲倦的生成;三是直接增加用户的不持续使用意向。
李彪等关注社交媒体环境下由 新闻过载引起的 新闻消费心理和行为的转变，研究发觉，新闻过载引起的新闻疲倦是年青群体从管理新闻转为回避新闻的关键变量，偶遇式新闻消费成为年青群体的重要新闻消费形式,社交媒体好友开始充当新闻把关人；社交媒体疲倦对感知新闻过载和新闻疲倦的关系具有正向中介效应；新闻同质化引起年青群体对新闻过载的感知,这进一步引起新闻疲倦和社交媒体疲累。 [24]
除了用户的社交媒体疲累，张铮等也关注到 媒体从业者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与工作倦怠的关系，研究发觉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会直接影响媒体从业者的情绪衰竭;非工作时间社交媒体使用频度会通过影响媒体从业人员的感知侵入和感知监视,间接造成不同维度的工作疲倦情况。 [25]
除了疲累等悲观情绪，也有学者研究社交媒体使用的 正向影响。尹素伟发觉现在网民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的转变,展现了新的社交媒体集群行为方法以及"后"集群行为过程中网民自我理智建设的尝试,对稳定社会结构、维护社会关系具有正向积极的作用。 [28]同时王炎龙等发觉年长世代是驯养家庭群的主导者，研究诠释人对技术复杂又动态的驯养过程。 [29]
同时，社交媒体的兴起，可以促使传统节庆、仪式、地方风俗等文化事项被更好记录，构筑起人们对共同体记忆的回溯与书写。孙信茹等发觉，社交媒体帮助人们构建一种即时性的地点档案,地点呈现与传统空间紧密相联,同时社交媒体又创造出新的记忆之所。 [30]张秀丽等以社交媒体中微博用户节日感知作为核心议程发觉,在微博用户感知到"年味"仍浓的同时,明显呈现出消费崛起与关系嵌入新向度,媒介消费和平台联接抢占节日文化感知的重要位置,春节文化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表现出再媒介化的现实图景。 [31]
3、社交媒体中的内容传播及伦理
张昆等探究海外社交媒体中的 用户原创内容对国家品牌传播的作用，研究发觉,海外社交媒体上李子柒视频的受众对于人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流行文化及传统文化更感兴趣;在情绪上,提及流行文化的评论更为中性,提及整治的评论则愈发悲观。 [32]詹骞等发现内容型网红通过专业的内容生产来增进自身的可信度,从而降低对网络舆情的影响力。因此要注重对内容型网红的价值引导和培植,以期这一重要的意见领袖群体能在网络舆情中发挥正向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33]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何艺璇等更关注用户对健康信息的判别影响诱因，研究结果显示,个人的健康常识及分析性思维水平才能影响她们对于真假健康信息的判别力;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健康信息真假的判别力越低,对健康信息的感知准确度越高,则越倾向于向别人转发分享该信息。 [36]
除了谣言，也有学者关注到内容过度娱乐化所带来害处。李春雷等以台风“山竹”的实地督查为案例，发现在水灾情景中青年群体在社交媒体制造、传播带有搞笑性质的段子、表情包、短视频等泛娱乐化信息让应有严肃赈灾态度让坐落泛娱乐化的情绪狂欢。 [37]并强调传播媒介应该消弭青年群体信息传播行为与价值认知的差别,减少二次风险事件的发生。
同时社交媒体中内容打造的不良价值观也遭到了学界和政府的管理，并且针对一些低质、传递不正价值观等的内容也开始了政府和平台的严格管控。詹琰等发觉社交媒体中参杂着名星、网红隆胸的审美奇景与听众的三种"围观"姿态,后者的共性是专注于公众人物的面容汇演,却忽略了隆胸过程中的实际风险。 [38]"围观"的本质是物化力量引起的"伪审美体验"对主体本心的遮蔽与扭曲,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现实害处。
宣西安也关注到来社交媒体上一种特殊的内容-广告，探究侵入性对社交媒体广告心态的影响。研究发觉,对紧密型文化地区而言,侵入性会加强负面情感心态和回避行为,而对松散型文化地区而言,侵入性对情感心态和回避行为未形成明显影响。 [39]
过去一年中，八大刊对于社交媒体领域的研究不乏有一些精典议程的推进，如社交媒体中用户的自我呈现、社交媒体中的谣言传播等，但也有类似疫情中社交媒体的效用、社交媒体中的情绪传播等创新议程，为社交媒体研究领域开创了新局面。但随着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加速演变，5G、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诸多新兴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新技术对社交媒体的影响会愈加深入，未来研究还需多多关注新技术对社交媒体的影响，包括对社交媒体中用户的影响，同时还需关注人文主义在技术横行的时代怎样在社交媒体中更多发挥效用等具备人文关怀的议程。
短视频
短视频是指以移动智能终端为传播载体，依托于移动社交平台及社交链条，播放时长在数秒到数分钟之间的视频内容产品 [40](常江、田浩2018)，具有联通、轻量、碎片等特征 [41]（朱杰、崔永鹏2018）。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为8.73亿，较2020年3月下降了1亿，占网民整体的88.3% [42]，短视频用户规模日益饱和。
短视频扩宽了人们的传播渠道，在生活呈现、休闲娱乐、叙事记录、城市形象打造、电商直播等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并逐渐演化为人们离不开的新型社交形式，深受大众欢迎。短视频与图文类内容相比，属于记录现实的媒介，无须认字也能参与，渗透率更高。它拥有超高规模的用户群，是全球传播的重要媒介。而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总是和人们生活紧密连接，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短视频自然的成为当下学术界关注热点。
在小强传播《2021年新闻传播学八大刊研究热点盘点|整体篇》中短视频排行第三，该关键词出现了31次，也足以证明其在学界的重要性。以“短视频”为主题词，文献发表的时间范围为2020年12月1日-2021年11月15日，在知网检索新闻传播学八大主要刊物，共得到69篇文献，经人工筛选掉与主体关联性不强的文献后还剩52篇。本文通过对这52篇核心文献进行剖析后，总结出近一年新闻传播学领域短视频相关议程的研究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宏观把控，为学者今后研究提供思路。
一、2021年八大刊短视频相关研究发文情况
由图1可见，八大刊中《现代传播》对短视频领域关注最为密切，共刊发了19篇论文，占其2021年发表文献总数的6.67%。其次是《新闻与写作》，发表了16篇短视频文献占发文量的5.28%。《新闻记者》其实只发表了两篇相关论文，但是却以3.85%的发文量占比超越3.05%的《新闻界》位列第三。而排在发表论文篇数前三的《当代传播》，其发文量占比和《新闻与传播研究》相仿仅占2.64%，对该领域关注的相对薄弱，《国际新闻界》近一年里没有发表过与短视频研究相关的文章。
图1 2021年八大刊短视频相关研究发文情况
二、2021年八大刊短视频关键词分析
小编运用知识图谱剖析方式，将相关文献的数据导出Citespace（版本为5.5.R2）软件中，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剖析，得出2020年12月-2021年11月新闻传播学八大刊短视频领域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图2），共生成14个关键词节点和10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952，基本上可以全面地诠释短视频研究的相关情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