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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需要政府和网民三管齐下

网络 2022-12-15 08:01

张子帆 王勇

【内容提要】社交媒体时代带来了网络谣言的猖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社交媒体传播通道的隐蔽性是网络谣言猖獗的重要诱因,信息不对称以及群体传播环境下网民判断力减少给网络谣言的扩散提供了可乘之机,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和社会性为人们提供宣泄情绪的渠道的同时也给谣言孳生提供了空间。网络谣言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害处,治理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须要政府、媒体和网民三管齐下。

【关键词】社交媒体 网络谣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治理对策

随着网民规模的不断上升,社交媒体的发展也走上了快车道。据2019陌陌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9月,微信的月活跃帐户数高达11.51亿,据微博Q3财报显示,2019年微博月活跃用户也达到了4.97亿,日活跃用户达到了2.16亿,种种数据表明,我们如今早已步入了社交媒体时代。

日常生活中,社交媒体早已成为人们彼此之间拿来分享意见、经验和观点,并进行讨论的工具和平台,给人们带来信息获取和传播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而谣言猖獗是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尤其是在这次新冠脑炎疫情中,谣言问题进一步突显下来,社交媒体出现的虚假信息五花八门,不绝于耳,干扰了大众视听,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给疫情防治工作带来了困惑。因此,社交媒体时代应当怎样遏止谣言传播,降低谣言对个人、网络、社会的害处已成为当下社会须要急迫解决的困局。

一、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猖獗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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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谣言,是“在这个特殊的网路环境中,网民以特定的形式传播的公众感兴趣的人物、事件或问题未经否认的探讨或展现”。网络谣言通常通过微博、微信、小视频、网络峰会、社交网站、视频网站等社交媒体作为媒介传播,其内容涉及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政治人物、食品安全等多个领域;生产的手段也多种多样,包括使旧闻弄成新闻、张冠李戴、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移花接木等。社交媒体时代谣言猖獗的缘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社交媒体传播通道的隐蔽性是导致网络谣言猖獗的重要诱因

微博、微信、贴吧等社交媒体的用户只须要通过注册,就可以随时随地在平台上发布言论但是浏览和接收其他人传播的信息,言论发布的低门槛和灵活性促使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从媒介属性来说,社交媒体的自媒体属性及其基于网路人际关系的闭合与半闭合的传播链条促使网络谣言的传播渠道愈发隐蔽,且端口扩散迅猛。以陌陌为例,其遵循着自助式信息发布的理念,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平台,并不会干扰受众所发布的内容,而且在陌陌上发布信息并不需要实名认证,使得心怀不轨者在朋友圈扩散谣言仅仅须要通过复制粘贴就可以完成,群功能的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谣言的扩散速率,用户加入群聊共享信息的方法促使谣言在不可控制的状态下一传十、十传百,最终以放射状的传播方式迅速扩散。在这次新冠脑炎疫情发生后,诸如盐水刷牙防病毒、吃降压药会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蚊虫叮咬传播、抽烟者感染新冠病毒风险较低、戴多层口罩能够防住病毒等谣言,就是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传播速度快、传播渠道具有隐蔽性的特性才泛滥成灾的。

(二)信息不对称和群体传播环境下判断力的减少给网络谣言的扩散提供了可乘之机

信息的不对称是社交媒体谣言扩散的直接动力,因为大众对信息的需求既是一种客观需求,更是一种心理须要。社交媒体中作为“围观者”的受众对于突发事件的关注,无论是基于情感、道义、悲悯还是猎奇,都会对反映突发事件动因和现况的即时信息表现出极大的渴望。学者奥尔波特曾提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的公式,指出信息的重要性和信息的不透明性与谣言的影响力成正相关。④社交媒体具有用户诸多、自发传播、快速方便、交互性强的特性,为网民创造了自发贡献、提取、创造新闻资讯并传播平台的同时,也提供了海量的信息来满足用户对信息的渴望,但是其中不乏一些虚假信息。在这次新冠脑炎疫情暴发早期,受众迫切地希望得到疫情的相关信息,但是又无法从正常渠道及时得到最新的消息,信息的不对称为谣言入侵社交媒体提供了机会。大众无法获取病毒防治的相关信息,于是大硬度锻练可提升抵抗力、吃降压药会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戴多层口罩能够防住病毒等谣言得以孳生;大众不能够了解到病毒暴发的真实缘由,使得10年前就有人成功预测疫情等谣言得以传播;疫情早期阶段,大众不能第一时间了解疫情的最新进展,使得疫情初期曝出了黄冈一镇政府饭堂诊断病例殃及3万多人等离谱的谣言。

除此之外,在重大风波暴发期间,社交媒体用户借助微博和陌陌等平台传播和接受信息时,很容易遭到某一观点的影响而集聚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特征的群体,而且大部分社交媒体用户本身就在社交平台拥有自己的关系网路,如陌陌的朋友圈、通訊好友和微博的粉丝、好友圈等,这些群体的构成为谣言的扩散提供了环境。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探讨的群体以及群体心理的特点,指出当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点,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就会被这个群体所吞没,他的思想立即都会被群体的思想所替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情商等特点。在这次新冠脑炎疫情中,部分社交媒体用户面对谣言的传播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被情绪所引导,被谣言所左右,还有更多的用户则是在群体的影响下而改变了对谣言的心态,从而推动了谣言的扩散。以此次疫情为例,有人发微博声称自己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陈全娇,并称自己要实名举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校长王延轶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的幕后黑手,在微博上引发了大范围的讨论,最终陈全娇本人发出辟谣申明,澄清其身分被人窃取,新浪微博相关工作人员同时发微博表示冒充武汉病毒所工作人员的帐号IP地址显示来自境外,该谣言才得以消弭。我们仔细思索都会发觉,境外势力才能成功地散播谣言,利用的就是处于社交群体中的人们独立思索能力增加,易受暗示以及情绪化影响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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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交媒体的交互性和社会性为人们提供宣泄情绪渠道的同时也给谣言的孳生提供了空间

在社会经济变革发展的明天,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贫富差距减小、功利主义兴起以及敌对势力功击等问题,人们面对这种困难形成了恐惧的态度。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恰好为人们提供了发表言论、发泄恐惧的渠道。一方面,这些言论起到了警醒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言论的自由又为谣言的入侵提供了机会。正如卡普费雷所说:“假如一个(谣言)信息不能解答我们潜在的疑虑,不能为任何心理冲突提供一种宣泄方式,那么不管我们怎么竭尽全力去传播,也不管这个信息来源具有多么大的魅力,谣言也难以存在。”以这次新冠脑炎疫情为例,个他人由于对社会现实不满所以散布出谣言来抒发其情绪,出现了高福教授被双规、某某官员落马等谣言。还有人出于闲暇以恶作剧的态度散布谣言,Ps了一张丁香大夫的图片,称“现有临床医学研究数据表明,饮用8岁以下童子尿可以防治新冠病毒”。还有人散布谣言则是为了夺人眼珠、获取流量,不乏个别权威媒体为了抢时效,提前几小时宣布李文亮大夫逝世的噩耗。最为危险的是一些敌对势力利用社交平台诽谤,扰乱人心。谣言信息为人们的心理冲突提供了宣泄的方式,社交平台又提供了宣泄的渠道,使得社交媒体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

二、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猖獗的害处

同样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此次疫情中谣言的传播与非典时期谣言的传播早已有所不同,非典时期大多数人仍是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取消息,谣言也具有很强的可控性,造成的害处也有限。而在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呈现出新的传播模式,多元的信息传播坏境下的网民交流频繁,每一个人都成为了手持“麦克风”的信息传播者,他们除了可以通过网路来传播接收到的信息,还可以通过社会角色影响身边的人,使得谣言的传播情况愈发复杂,造成的害处也更为严重。

(一)政治害处

在抵御新冠脑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承当了极大的压力,做出了突出贡献,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心态积极举办抗疫国际合作,展现了一个大国的国际担当,受到世卫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和广泛认可。但伴随着中国抵御新冠脑炎疫情的进展,国内外还是出现了一些通过网路社交媒体传播的“政治病毒”,如诽谤、抹黑、唱衰、歧视等,以此抨击、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政府的整治。造谣者试图通过编造虚假信息来混淆国外大众视听,诱导国外舆论,并进行有目的的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影响广大网民对主流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政治立场,破坏我们国家的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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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害处

社交媒体时代,谣言扩散所引起的恐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害处国家的经济秩序。疫情期间,有报导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觉,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该消息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大范围扩散,几个小时内,淘宝、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均已显示无货或下架。而在线下超市,人们或许将“不要出门”的指令抛在了脑后,忽略可能被感染的风险,人挤人排着百米长队,双黄连及相关的药品被抢购一空。随后,丁香大夫、腾讯医典均发布了辟谣信息,称尚无有力证据证明双黄连口服液对新冠麻疹有效果,新京报、中新社等媒体也持续进行了跟踪报导,对双黄连风波进行进一步的剖析与辟谣,双黄连风波才得以消弭。类似的谣言还有好多,如“饮用高度酒可抵抗新冠病毒”“香油滴嘴巴可防病毒传播”等等。这种在疫情期间大量孳生、传播的伪科学网络谣言快速传播,导致各地广泛出现盲目疯抢、囤货等不良社会风波发生,造成了物价的大幅度波动。网络谣言的扩散很容易引起民众的恐惧恐慌情绪,进而搅乱国家的经济秩序。

(三)社会害处

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扩散还可能会搅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新冠脑炎疫情暴发早期,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交媒体曝出了北京某诊所存在遗体无人处理的情况,虽然最终经查证,相关视频为配音再制做,情况不属实,但是在疫情危难的情况下,这则谣言的曝出,给人们引起了诊所对新冠麻疹也束手无策的错觉,引起了群众的集体不安,扰乱了疫情下的社会秩序和稳定,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

三、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整治对策

针对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需要从政府、媒体和网民三个维度采取举措来整治。

(一)政府

1.加强信息公开。政府部门在面对重大公共风波时,应该及时地公开风波的相关信息,一方面,可以防止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群众恐慌,减少谣言孳生的空间;另一方面,主动、有效地回应公共诉求可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谣言的整治。在这次疫情暴发早期,群众恐慌情绪的漫延、谣言的席卷与信息公开的不及时不无关系,但是随着政府严格公布感染人数,及时提醒人们戴口罩出游以后,讓群众认识到了疫情的真实情况,使得许多谣言不攻自破,对疫情的减轻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2.依法治网。治网之道,法治为本。互联网并不是法外世界,政府应当建立网络谣言整治施行机制,运用法律手段严格贯彻落实社交平台以及各网站的实名制,提高大众使用自媒体、社交媒体发布信息的门槛,约束网民行为。在保证大众应有的言论自由的同时加强对造谣者和传谣者的包庇力度,从而降低诽谤、传谣的成本,让谣言止于真相,让谣言止于法律。

3.建全应对机制。首先,政府应当建立网络谣言预警机制,与社交媒体和各门户网站进行合作,建立监控数据库,利用技术手段对网络谣言进行监控,并对谣言案例进行剖析评估,为政府应对新近发生的谣言提供指导和制订预案。其次,政府要完善快速应对预案,控制谣言传播范围,通过技术手段删帖、召开新闻发布会辟谣以及联合社交媒体、网站发布辟谣信息等方法来提升辟谣效率。最后,政府还应当致力于减少谣言带来的常年的、潜在的害处,通过惩治造谣者及恶意传播者,建立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总结和反省谣言应对系统等手段来恢复政府形象,增强网路谣言应对能力,避免相关谣言再度形成。

(二)媒体

1.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谨守职业道德。信息不对称是导致网络谣言猖獗的重要诱因,所以媒体人一方面应当秉持对受众负责的原则,快速而精准地为受众传递信息,不让谣言有机可乘;另一方面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道德素质,不能被一些名利诱惑而制造虚假新闻或炒作新闻,从而欺骗大众。重大公共风波暴发时,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后台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对信息的初审、过滤力度,不为谣言扩散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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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体可以借助新兴技术整治网络谣言。2016年在日本成立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新型社交网站——Steemit已然成功证明了借助区块链技术进行网络谣言整治的可能性。借助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难篡改、自治性等特点,可以使社交平台上的信息传播过程透明可见,信息来源轻松可查,从而对创作过程中形成的网络谣言进行整治;使得用户在信息创作和传播过程的每一步操作就会被平台记录在案且不可删掉,以此来实现对网络谣言传播过程的整治;还可以通过公开透明的算法将社交媒体打造成为可自由交换信息的安全平台,经过平台算法验证过的信息被判断为可靠信息,可以在平台上进行传播和讨论,而未能经过平台算法验证的信息都会被判断为不实信息或则网络谣言,从而实现对网络谣言症结上的整治。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网络谣言整治提供了新的途径,社交媒体等网路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对谣言案例数据进行剖析,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对算法程序反复训练,将训练而成的算法投入到平台使用,可以起到追踪谣言的作用。

3.社交媒体应提高自净能力,完善辟谣机制。面对谣言猖獗的现象,社交平台应当积极地、正面地、快速地辟谣,将谣言抹杀在传播早期的萌芽状态,做到谣言始于社交媒体,终止于社交媒体。在这次疫情中,各大社交媒体在辟谣方面就做得挺好,微博通过微博小秘书每晚还会为用户推送当天的微博辟谣重要信息汇总,抵制疫情谣言,助力科学防治;微信在看一看中为用户提供了疫情辟谣的服务,在各大官方公众号中也会提供一些辟谣信息;抖音则开辟了新冠脑炎疫情辟谣专区,用视频加图文的方式为受众辟谣。

(三)网民

1.知法守法。网民应当加大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认识到传播谣言的严重后果,学会用法律知识劝说社交网络上以及身邊的人传播谣言的行为,在遭到网络谣言伤害时,也要学会拿起法律装备保护自己;在使用社交网络时,要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坚决贯彻实名上网的原则,做到不传谣、不信谣、不造谣。尤其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要分外注意文明上网,要时刻提醒自己,不传谣、不造谣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在网路上随便传播谣言就要承当法律责任。

2.提升自身素质。一方面要提升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做到不被戴多层口罩能够防住病毒等常识性伪科学谣言所蒙蔽,而且要防止类似于双黄连疯抢风波的再度发生;另一方面,公众要努力提升自己的媒介素质,提升批判意识和批判能力,对于不确定的信息,要具备独立思索的能力和刨根问底的勇气,不被谣言牵着耳朵走。谣言传播公式告诉我们,社交媒体谣言=模糊性×重要性×参与者可信度×参与者活跃度×信息关联性×转发次数×a(围观者心态)÷参与者批判能力,其中有关参与者的变量就有4个。在很大程度上,社交媒体使用者决定着网络谣言的形成和传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还能做到文明上网,自觉提高道德素养与媒介素质,网络谣言的数目将会大大降低,其导致的害处也会大大增加。

总之,在社交媒体时代,只有政府、媒体和网民三管齐下,才能有力地杜绝网络谣言的传播,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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